白先生之死，他敲着铜锣在村上到处喊：杨委员叫我烧腿哩！

————《乡村纪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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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里被称为“先生”的人不多，一是过去的教书先生，一是给人们号脉诊病的医生。再有的，诸如看风水的，算命的，人们并不称呼他们为先生，只简称一个“先”，如“阴阳先”、“算卦先”，这个“先”字读起来一定要带个儿化音的。这样讲起来既轻巧，也表明了这些人与教师和医生的区别。

白先生却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种人。人们之所以称他为先生，我猜想恐怕和他那件整年不下身的长衫有关。白先生孤身一人，身材高大，走起路来背有点弓，因为少了一只耳朵，所以无论冬夏，头上总顶着一方染成深蓝色的毛巾。身上则冬天是一件靛蓝色土布面的棉袍，夏天将棉袍里的棉花拆除，就成了一领单长衫。从我记事起他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年依然如故。

我读书读到中学后，总爱把他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做比较。他们确实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喜欢小孩子。他有一杆鸟枪，时常到野外打野兔。秋收时节，麻雀成群，黑压压一片片云彩似的在谷地和场院里盘旋，糟蹋着农人们辛勤劳动的果实。这时白先生便在枪筒里装了火药和铁砂，朝成群的麻雀轰去。一枪便能轰下几十只。

这个季节食物充足，雀儿们吃得肥肥胖胖。他点起火，把麻雀放在火里烧，烧麻雀的香味吸引来成群结队的小孩子。他便把烧熟的麻雀一只一只分给围观的小把戏们吃。每次他都不把麻雀烧完，剩下一些细细地拔了毛，开了膛去掉脏物，用刀剁碎了，团成一个一个的肉丸放锅里煮。这丸子他却舍不得分给孩子们吃，大多是自己享用。

然而他没有念过书，不会咬文嚼字，更不会之乎者也，这一点又和孔乙己不同。他和孔乙己的最大区别当然还在于他会打猎，会种水稻，会养鸭，会许多村人们都不会的本领。

我们的村子旁边有条小河，从西向东把村子围了半个圈。小河两边是肥沃的滩地，生产队在滩地上辟出一方方水田，种水稻。收下来每户可以分上十斤八斤，留着逢年过节蒸八宝饭包粽子用。生产队把种水田的任务交给了白先生，每年从开春开始白先生就在水田里做了苗床下稻秧，他扎了草人插在田里吓唬吃稻芽的鸟雀。他扎的那个草人也穿着破长衫，和他很有点相似，常常引得大伙发笑。

他趁着干活的便利，年年春天都要买上几只毛茸茸的小鸭，每天用笼子提了撒到河滩上。他在水田里拔草，鸭子在水中嬉戏、捕食。有时候鸭子游泳游得高兴了，顺着水流一直向远处游去，他便“鸭鸭鸭鸭”的高叫几声，把鸭子招呼回来。洪亮的声音在岗地上干活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小河里有许多螺蛳河蚌，鸭们食物充足，长得很快，下蛋又多又大，味道又与众不同。每年秋天他都腌下一大缸咸鸭蛋。他腌鸭蛋很有一套办法，煮出来蛋黄鲜红鲜红的，像落山的夕阳，流着油，闪着光，咬进嘴里沙楞楞的，香美爽口。

我家因住在村子正中，养不成鸭，而我却不爱吃鸡蛋，偏爱吃咸鸭蛋。母亲便拿鸡蛋去换他的鸭蛋，两三只鸡蛋才能换他一只鸭蛋，母亲嫌吃亏，他却觉得没占便宜。因此我每年只能等到过生日时才能吃上一两个白先生的咸鸭蛋。

直到今天我仍嗜爱咸鸭蛋，总觉得没吃够过，大概便和幼时的不满足有关。然而今天从超市里买来的咸鸭蛋不是腌得过咸，就是蛋清蛋黄浑浊不分，既没有白先生的鸭蛋那样红白分明，颜色鲜艳，又没有那种好味道。

我们这群跟着白先生吃麻雀肉的孩子们都大起来，到学校去念书了，白先生也一天天老下去。他的背弓得很了，脸上的褶皱像村南黄土岗上被雨水冲刷出的沟壑纵横交错。他不能再到水田里干活了，成了五保户。他的五间大堂屋也变成了队里的牛圈，生产队另外又盖了两间小东屋给他住。每逢下午放学后，我就和几个孩子跑到他的屋里，听他扯些往年古代的事，向他询问南山顶上的石寨墙何年修起的，南河湾里的一个大水坑为啥叫长毛坑。

我们不敢问他为啥少了一只耳朵，怕他不高兴。可是有一次他自己却讲起来。

那一天历史课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挂在黑板上的大地图上看到红二十五军的行军路线正经过我们县，而且还在这里打过一场大仗。放学后走过白先生家院子时，看见他正坐在石阶上翻一本连环画，我们几个小伙伴便围上去。

他看的正好也是一本讲红军长征的连环画，我们七嘴八舌的问他，当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他见到没有，那次仗打得激烈不，还问他为啥不跟着红军走？他嘿嘿笑着，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说：“你们知道我为啥少了一只耳朵？”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铁蛋把嘴伏到我耳朵小声说:“我知道”。我不让他吭声，专注地听白先生讲。

“我的耳朵就是因为当红军被白军割掉的。”

这不啻一声惊雷，把我们几个小学生都震住了，白先生竟然还有这么一段光辉历史呢。

然而疑问马上就来了：他既然当过红军，还负过伤，可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享受老红军的待遇？老师曾领着我们到县城听一个老红军做报告，还参观了他的家，公家给他盖的洋房，漂亮极了。整天吃国家供应的大米白面，县长县委书记还常去探望。哪像白先生仍然吃生产队里的粮食，住茅草搭的小屋。

再说白先生既然干过革命，为啥总是穿长袍长衫？那时候在我们这群孩子心目中，只有电影里和戏台上的地主老财恶霸坏蛋才穿这样衣服的。莫非他是个革命的逃兵或者叛徒？大伙正疑问间，铁蛋却叫起来：“你撒谎！我三爷说你睡人家女人才叫割了耳朵的……”

白先生的脸“刷”的血红，怒吼着扑向铁蛋，铁蛋机灵地扭身跑了。白先生骂道：“小兔崽子，你那三爷也不是好货。看我逮住你不把你肠子捋出屎来。”铁蛋也不示弱，跑到大路沟里，估计白先生追不上他了，就站住大喊：“白先生，大流氓！白先生，大流氓！”

白先生捡起一块土坷垃向铁蛋砸，哪里砸得住？气得哼哼嗨嗨，看见我们，恶气没头出的吼一声：“滚滚滚，都给我滚！”我们剩下这一群也都跑走了，我们几个生气地学着铁蛋的样子喊他大流氓，只是声音没有铁蛋的亮。

生产队越来越穷，供给白先生的粮食柴禾也就不可能很充裕。那时候，买煤难，农民们既弄不到煤票也没有买煤的钱，烧柴全都是从地里收上来的庄家秸杆，不足的部分就到距家20里的桐柏山上割点荒草，搂点树叶。

白先生年老体弱，不能上山打柴，没柴烧了就向队里要。有年春天，连阴雨下了五六天，白先生拿了根麻绳到生产队场院去背麦秸，被驻队的公社杨委员看到了，制止他道：“麦秸是喂牛的，不能烧火。”

白先生来场院的路上因为滑跌了一跤已经满肚子的不高兴，此时顶撞道：“我没柴烧，正饿肚子，不让我烧麦秸，叫我烧啥做饭？”

那时候驻队干部便是钦差大臣，杨委员可向来没受过这样的顶撞，也来了气，吼起来：“没柴烧烧你的腿！”

白先生挥着拐杖踉跄着冲上来，气得脸色煞白，喘着粗气骂：“你妈来个×你叫老子烧腿，先把你小子的腿锯下来烧烧试试……”

杨委员是个色厉内荏的主儿，见白先生来了这一招儿，倒有点怯了，连连后退，可面对围上来的许多人又不好装孬，喊起来：“队长呢，快把他捆起来，送公社，你敢辱骂革命干部，不怕治不了你！”

白先生却没有被吓住，依然往上冲：“你捆！你捆！我看你敢动老子一指头！”冲到杨委员跟前，伸着头往杨委员身上撞，把杨委员搞得狼狈不堪。村民们都想看看这个平时颐指气使的驻队干部的洋相，誰也不上前劝。后来还是队长听说了赶来把白先生拉回了家。

白先生恶气没出尽，仍旧不依不饶，索性找了面铜锣敲打着喊起来：“老少爷们听着，他姓杨的叫老子烧腿哩！”一直喊遍全大队六个自然村。还要喊到公社去，被大队干部追上劝回来了。那个杨委员好多天没脸面再到村上来，这件事成了人们田间饭场很久的话题，给村民们带来了快乐和感叹。

在以后的岁月中，白先生渐渐地被人们疏远了，淡忘了。只有到麦秋两季分粮的时候他的名字才会被会计念上两遍。队里分给他的粮食不大够他吃用，他便在沟河畔零零星星地开了些小片荒地，有的撒上几把麦种，有的播上几颗芝麻，往往是种的多，收得少。靠近路边的禾苗很容易被牛羊吃掉踩坏。到成熟的时候，白先生一把一把薅下来，背回自己的小屋里，捶打揉搓，簸净了，很金贵地收藏起来，陆续地弥补食品的不足。

更多的时候，是看见他用长柄的粪叉挑了一个荆条编的箩筐到野外转悠，或者看看四乡八村的老熟人，见到了，就相对蹲在田头上一锅替一锅地抽烟，吐口水，扯些没盐没醋的话，在回来的路上顺便拣几叉牛屎猪粪，又把它们埋在路边的小片荒地中。

他的长衫是越穿越破了，也没能力再做件新的，他每天的饭食很简单：玉米糁粥、贴饼子、面条。来回轮换着吃。蔬菜是很少的，更谈不上水果。鸭是早就不养了，几只瘦得翻毛的鸡偶尔下几个蛋也被他提到集镇上换了盐。

他的身体日渐消瘦，黑斑重重的脸上皱褶更多。可尽管是这样，也还是有人嫉恨他，说他是不劳而获，是剥削了全队的人，在自留地都收缴归公的年代他却能开小片荒又成了“特权阶级”。甚至还有人咒他为什么不死，白活着吃闲饭。

在一个暑假里，我从学校回到家中。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初次听到这样的议论时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心凉。最初的反应是想问问这些人的同情心哪里去了。但继之我想到了史书上关于大荒年人相食的累累记载。想起了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兽性原则。

人尽管比其他动物都高级，有思想，也形成了一套道德机制约束行为，但毕竟是从野兽进化来的，在人的本性里还存在着兽性。衣食足方知礼义，在生存发生困难的时候，人身上原有的兽性就会暴露无遗。白先生去世时发生的事情使我对这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那是初秋的一个早晨，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早饭，白先生已经吃过饭来串门了。我拿过一只小凳请他坐下，他和我的父母扯着些庄稼天气的话题，又问我在学校里的情况。

正说着，忽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口眼歪斜，流着涎水。我们全家马上放下饭碗，七手八脚扶起他来，可是他的胳膊腿已经不听使唤，说起话来也呼呼噜噜听不清楚了。赶紧把队长叫来，派了人用架子车把他拉到公社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又装上拖拉机往县医院送。半路上他就断了气。

他死于脑出血。我对母亲说，如果用担架抬，免受些拖拉机的颠簸，也许白先生能活下来。可母亲讲，他就是活下来也成了瘫子，无儿无女的，谁能尽心照料他？还不是活受罪，不如这样痛快死了的好。

全队的人都停了工来办他的丧事，这是破天荒的。倒不是因为他的人缘有多好，更不是因为他有有权有势的亲戚或后辈人，大家需要做脸给他们看。而是从他的小屋里发现了几十斤芝麻和几百斤小麦，而且队长决定办丧事时把这些全吃掉。

今天的人们自然无法想象当年这些一整年只能吃到几十斤白面和一斤油的庄稼人对白面和香油是如何地渴盼。埋葬白先生的那天是星期日，按队长的吩咐我也参加到送葬的行列里，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人们对白先生的遗产是如何的吃惊如何的眼红。当听到队长的决定时又是如何地开心。大家欢欢乐乐地毫无悲哀可言，好像不是在埋葬一个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而是在办一件百年不遇的大喜事。

人们支起大锅，把用白先生的芝麻换来的两桶香油倒进去，架起来烧，炸出成筐的油条，又打来了酒，割来了肉。午饭和晚饭全队人席地而坐，大碗喝酒，大箸夹肉，比过大年还痛快，颇像有些书中描绘的富足升平的大同世界的情景。可这是建筑在白先生平时省吃俭用藏下的有限的物质基础上的富足升平。

人们敞开肚皮过了两顿酒瘾、肉瘾、油条瘾，又得照常出工干活，照常啃红薯面窝窝头，照旧吃没油少酱的煮青菜，于是白先生的“阴德”成了大伙的话题。尽管许多女人议论说白先生太傻，活着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整天一副穷酸相，省下大堆好东西填别人的肚子，可是男人们对白先生的为人处事却不做评价，只是互相嘲笑对方那天贪吃的丑样，开着玩笑。

总之，不管男人们还是女人们，对白先生的死都毫无惋惜之意。他们庆幸白先生的死，因为他死了大家才享了一天口服，给常年受委屈的肚肠一番安慰，他若活着，村人是很难吃到他一口饭的。假使再有第二个第三个白先生这样死去，大伙也是不讨厌的，照样欢欢喜喜为他办丧事。

听着人们的议论，我便猜想，这也许正是白先生晚年的着意安排，他为了死后免受人们的冷眼和辱骂，所以才省吃俭用积下这些东西以堵村人之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