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子午线，中国最好的战争片！

它是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却愣是能在日本拿到两个奖；它成本低廉，50万不到，却拍出了如今许多烧钱上千万的战争片都拍不出来的效果；它拍摄于三十年前，冷门到很多人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过，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中国最优秀的战争片之一；它大部分剧情都是一群稚嫩的孩子撑起来的，但所有看过的观众，都会被深深打动。

这部电影就是冯小宁导演的《战争子午线》。

大家好我是南瓜，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很冷门但很优秀的抗日题材电影——《战争子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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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开场是几架八路军的马车，这时候是1942年11月，当时抗日根据地急需医护人员，北平有13个进步青年愿意去根据地支援，八路军就派了一个48人的小队护送她们。

可半路上，她们碰到了日本鬼子的扫荡，天上有飞机的轰炸，地面鬼子的兵力也占据绝对优势。

被逼到绝路上的学生和战士们，只能拿起手边仅有的武器做最后的抗争。

单看这个场面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片子的武戏无法和现在动不动大场面高投入的战争片比。因为这个片子不仅拍摄的年代很早，而且成本仅仅只有47万。

这点钱是拍不出什么大场面的，所以在电影里，冯小宁导演多次使用了比较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许多镜头都有一种夺人心魄的美感。

这段场面之后，镜头拉到了1990年的北京，还是同样的长城，同样的地点，这一次，是一群孩子正在长城上无忧无虑地游玩。

孩子们无意中发现了一颗埋了多年的地雷，老师赶紧报了警让警察排掉了这颗雷。

与此同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坐在车上向长城而来，老奶奶满怀心事，一看到窗外孩子们骑马玩耍的场景，她就忍不住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

镜头一转，窗外的马变成了马车，时间又回到了1942年，伴随着一阵机枪声，一个八路军战士浑身是血地滚下了马车。

在鬼子的攻击下，只有一个护士活了下来，在苍凉的大地上孤独地寻找部队。

这里先介绍一下背景，这时候是1942年年底，这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一年。

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战役从这年7月开始，一直打到43年初才结束，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和日军也从6月份开始在中途岛激战。

中国战场上，日军前一年刚让冈村宁次去当了华北地区的总司令，冈村宁次这个人话不多，但是心思缜密，从不轻视八路军，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在国民党缩在重庆以后，日军正面已经很少组织进攻了，转而在政治上对蒋校长进行诱降。把军事重点放在了后方和八路军的治安战上。1942年，冈村宁次在华北地区发动大扫荡，执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量修岗哨，想要把我们的根据地连根拔起。

华北地区的冀中平原，一下子成了双方争夺的关键。

因为这里很富庶，是我们重要的粮仓，还有大量的学校和医院。同时又无险可守，放眼望去一马平川，我们没有和日军周旋的空间。日军在这里优势很大，我们又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扫荡，所以这次反扫荡打得极为惨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研究出了地道战，强行在平原地形上改造出了“地下长城”。

再往后，日本人颓势尽显，越打越不行了。到最后鬼子都被堵在炮楼里不敢出来，两年后鬼子再要组织扫荡的时候，对话就变成了这样：

鬼子军官：“我们需要集合部队去扫荡八路军！”

鬼子小兵：“我出不了炮楼，你得先派部队帮我我才能出来。”

鬼子军官：“我没有部队我怎么帮你出来？”

鬼子小兵：“你不帮我出来我怎么集合？”

鬼子军官：“你出来集合我不就有部队了吗！”

鬼子小兵：“都说了先派部队我才能出来啊！”

所以1942年这一年的战斗，基本上可以看成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电影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电影创作的那个年代有一条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在太空中唯一可以看到的地球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就像一条经线一样，当然后面杨利伟告诉了我们这个说法是错的。但当时并没有辟谣，而这部电影里的战斗都是发生在长城周围的，所以电影也就叫“战争子午线”。

回到电影，这边是落单的护士独自求生。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一片芦苇地中，藏着一支绝望的担架队。

他们伤员太多，和大部队走散了。

来接应他们的通讯员在来的路上也中弹了，奄奄一息的通讯员只来得及告诉他们，接应他们的部队半路碰上了敌人，大家都打光了。现在还有一条给九连的命令，让九连沿着长城西进，可西进之后要做什么，通讯员还没来及说就牺牲了，写了命令的纸张也残缺不全，虽然标明了任务路线，但看不清最后的任务是啥。

更要命的是，接受命令的九连也打光了，唯一的幸存者就是眼前负伤拄着木棍的排长，就算命令是完整的，这一个伤员怎么执行呢？

就在老军医、排长和文工团的孩子逃跑的时候，他们迎面碰上了一支队伍，他们本以为是八路主力来接应他们的，结果定睛一看才发现，来的是一群孩子，他们是机关人员留在后方的子女，跟他们一样是来找大部队的。

这个年纪的孩子们不要说和鬼子战斗了，他们很多都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就被迫踏上了逃难的路，里面有个女孩子“草儿”还被鬼子的毒气熏瞎了眼睛，走路都成问题。

这一下老弱妇孺都给凑齐了，战斗力基本为零，碰上日本人只能跑。

整个队伍里的顶梁柱是影帝富大龙扮演的一个战士。他虽然只有16岁，但已经参军7年了，经历了三次反扫荡，大家都叫他“老兵”。

看外表他也只是一个大孩子罢了，可当其他孩子一脸迷茫的时候，老兵的眼神却异常坚定，安排计划，选择路线，交接任务，他都极为老练，熟练得让人心疼。

“老兵”负责指挥，孩子们抬着伤员，这样一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部队，就这样沿着长城，踏上了一条坎坷无比的路。

整个故事就是围绕这一支特殊的队伍展开的。

为了躲避敌人，大家走峭壁、山路，专门挑难走的路走。

但即使如此，一路上还是不断有人被日军的扫荡部队杀害，老军医和伤员们在半路中陆续牺牲了。

眼见得战友带着伤员跑不快，草儿看护的那个伤兵不想拖累大家，就趁大家离开只有草儿看护他的工夫，悄悄地掏出枪自杀了，只剩那个插着腊梅花的子弹壳，还顽强地挺立着。

排长也让孩子们不要管他了，赶紧去根据地和大部队汇合，他想要独自向西去完成那个目标都不知道是啥的任务。

但孩子们说什么也不愿意丢下他，坚持大家一起向西。

当孩子们瘦小的身躯沿着长城向上爬的时候，整个场景犹如一副画一般，油然而生一股悲壮感。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老兵带着一群孩子艰难前进，那边唯一幸存的护士也来到了长城附近，她看到了两个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正准备上去见面。

没想到，这两个战士碰到了两个穿老百姓衣服的鬼子，鬼子掏出枪就打死了这两个战士，护士吓得赶紧跑路。

这两个假扮百姓的日本兵，原型可能是当时日军的益子挺进队。之前鬼子总是找不到八路军，是因为我们有百姓的帮助，情报灵通。所以日本人就针对性地训练了一批特务混在百姓中来渗透根据地，刺探情报。

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益子挺进队，主官叫益子重熊，这批鬼子会说汉语，平时乔装打扮成八路，混进根据地刺探情报，辅助日军主力部队扫荡。

日本人的战报里还提到，在1942年导致左权将军牺牲的那场突围战中，也有益子挺进队参与，正是他们暴露了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但是日军的战报在细节上和我们的记录并不完全对得上，考虑到日本人的战报一直是很有工匠精神的，造假注水出了名，所以也不排除这里是日本人在吹牛。

回到电影，孩子们走了两天，没有找到大部队，唯一的吃的还是老兵碰到的一个农民伯伯给的两个窝窝头。

在路上，“山炮”（黄海波饰演）和“小号”从断壁残垣中找到了一门土炮，排长告诉孩子们，这里很久以前也打过仗，土炮是那时候留下的。

孩子们问，那场仗打胜了吗？排长只能报以一阵沉默。

这里排长没说这场仗是哪一场，但从后面土炮还能用推断，这里指的可能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那一次是东北军、西北军以及部分中央军在这里和敌人血战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失败了。蒋校长一直忙着在江西剿共，一直到热河省被占领才派了一些部队北上。

在休息的时候，十岁半还在念叨着，等到明天大家进村子了，他就不跟大伙儿一块儿了，要回羊村去，因为爸爸和他约好了，打完仗会去羊村接他回家。

但老兵和排长交流的时候，观众们已经知道了，十岁半的爸爸已经在几天前的突围中牺牲了，他永远也等不到爸爸来接他了。

趁着大家休息的时候，两个孩子沿着长城玩，正好碰到了护士。

在回去的路上，孩子们被两个鬼子侦察兵看到了，鬼子趁着夜色俘虏了大家。

在押送的路上，护士一直悄悄跟着队伍，伺机出手。

山炮之前玩土炮的时候偷偷把子弹里的炸药倒进了土炮里，半路上，山炮和小号就拆下了望远镜的镜片，点燃了土炮的引线，成功骗到了鬼子，击伤了他的眼睛，排长迅速冲过来把鬼子摔下了长城；其余的孩子一拥而上和另一个鬼子搏斗起来，正当鬼子甩开孩子们要开枪的时候，一旁埋伏了很久的护士及时出手，击毙了鬼子。

等到孩子们举着石块准备补刀砸死那个摔伤的鬼子时，这个鬼子当场修改国籍，作法式军礼。孩子们就没有下杀手，把他丢在原地等死。

这里不杀那个投降的日本兵的处理，很多观众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但优待俘虏是我们的核心政策之一，从红军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最后。

著名的日本籍八路小林清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抗战中期的一天，小林清和部队一起出任务，遇到了一个小队的鬼子，一番交火之后我们当场打死了两个鬼子，俘虏了一个重伤的。重伤的运回去之后我们尽力把他救了回来，简单包扎后给送了回去，还带上了一封团长的信。

结果第二天日军的加藤队长就写了一封回信，这个队长在信里说：

“贵军之人道主义精神，乃是铮铮军人之作风，使小官钦佩不已。阁下及解放联盟有什么困难没有？假使有的话，请不客气地直说，只要在小官可能范围内，无不照办。回信请交持此信的老百姓带来，决不逮捕或杀戮老百姓。”

大家看了这封信也就明白了，日军里当然有很多狂热的战犯，但也有不少是被军国主义裹挟来的。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是在做老好人，而是真的具有瓦解敌军战斗意志的能力。

有不少日军俘虏在延安的学校改造之后，于40年41年左右，战争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加入了我们，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出一期介绍一下这批特殊的日籍八路。

回到电影，经历了一天的风波，大家都又累又饿，很快睡着了。

在睡梦中，“小号”看到了半个世纪以后的北京，在一片孩子们念着课文的背景声音里，“小号”从北京宽阔的马路上，一路走到了现代化的学校里，默默地看着他一辈子也没能拥有过的教室、座位、黑板。背景里孩子们念的这篇课文是朱自清的《春》。

（原片）

不只是小号，老兵也有自己的梦想，在部队里他是跑步健将，拿过不少奖品。老兵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在绿茵场上，在无数观众的欢呼声中第一个冲向终点，接受大家的簇拥和崇拜。

但是这些在我们看来很平常的，现在的孩子们能轻松拥有的一切，在那时候的他们眼里，却是如此的遥不可及。

“文工团”沿着红叶一路找过去，只看到了一地百姓的尸体，鲜红的血水顺着小溪不住流淌；“老兵”发现的村庄里空无一人，什么也没有，之前给他俩窝窝头还说要回村找担架的那个伯伯，很可能也遇害了。

电影里这一幕惨剧，是当时日本兵扫荡的常态，也是这次扫荡期间，冈村宁次发明了“烬灭作战”，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三光政策”。

仅仅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期间，日军就杀害了抗日根据地5万多军民，鬼子会把杀死的中国人耳朵串起来按照数目领赏；在春夏之交青苗刚长起来的时候就把粮食铲掉，逼百姓吃野菜野果；还会掘开地道用毒气杀人，光是“五一大扫荡”期间鬼子在河北定县一个村庄毒杀的军民，就有一千多人。

从冈村宁次上任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鬼子在华北地区一共制造了上千起惨案，杀害了上百万中国人，也是因此我们在战后把冈村宁次列为了头号战犯。如果不是蒋校长的包庇，冈村宁次一定会被我军清算。

回到电影，孩子们在半路上看到了远处的八路军伏击鬼子，电影这里对鬼子的战斗力体现得很好，被伏击之后鬼子哪怕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也没有乱了阵脚，而是立刻就地依托地形反击，一直拖到了增援，伏击的八路军人数太少，只能占了便宜就撤。

可孩子们离得太远，不仅没有和部队汇合，反而被日军的扫荡部队冲散了。

在逃亡路上，护士看到长城边出现了一个缺口，脚下有小河和破房子，她猜到下面可能有个村子，就没有跟上队伍，反而是背着草儿悄悄下了山。

草儿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就问护士：“老兵他们是往火车跑了吗？”

护士只好骗她：“不知道他们上哪去了”，说自己准备带着草儿先下山去，等情况好了，再来找八路军。

从好几个细节看，其实护士这个时候内心已经有点动摇了，她不太想继续往西走了。

因为在说到“找八路军”时，她的声音明显小了，她说下山自己会想办法给草儿治眼睛，这话与其说是安抚草儿，倒不如说是在自我安慰。

听到草儿希望自己回去给排长治病，护士急了：“咱们回去都得死，不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

在说话间，她用力想撕下八路军臂章的动作，也充满了象征意味。

平心而论，这也不能怪护士，以他们那种朝不保夕的处境，换做是我们，也一样可能会动摇一下。

但和她比起来，草儿的想法却很单纯，她只是轻声说了一句：“大家的吃的都在我这”。

这句话很简单，但背后传递的信念却很有力量——我是队伍里的一员，大家因为信任把重要的东西交给了我，我无论如何不能辜负大家。

眼看双眼都看不见了的草儿还在摸索着想追上队伍，护士沉默了一阵，又重新背上了草儿去找队伍。

但俩人运气实在是不好，半路上遇到了鬼子的渗透部队，被敌人抓了起来。

另一边，老兵他们也在纠结。

十岁半给出了一个很委婉的提议：要不我们先把伤员藏起来？

“老兵”一听就急了：你是说把伤员扔了？十岁半听完也很惭愧，只能小声地说：“我实在走不动了”。

说完，镜头转向了他满是破洞的鞋子，孩子露出的脚趾早就鲜血淋漓。

电影里还有一幕，是十岁半在啃树叶充饥，树叶放在反扫荡期间的根据地，算是很优质的食物了。

因为鬼子扫荡的时候会故意破坏百姓的庄稼，抢走大家的粮食。聂荣臻为此专门下过命令，要求八路军必须把比较好吃的杨叶、榆叶和野菜留给群众，战士们自己吃树皮充饥。

孩子们年纪都不大，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扛着比自己重许多的大人走了这么久，他们做的已经足够多、足够好了，不管他们此刻作出什么选择，也没人可以责怪他们。

怪就怪鬼子带来的战争，把本不该属于孩子们的重担放在了他们肩上。

孩子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坚持，他们在等着护士和草儿追上来的时候，偶然发现他俩被鬼子抓了。

老兵立刻制订了营救计划，孩子们设好陷阱，绊翻了鬼子的摩托车，护士和草儿得救了，一个鬼子当场掉下悬崖。另一个开车顺着盘山路就跑，老兵抄近路调换了路牌，骗得他一头冲下了悬崖。

队伍得以重新启航。

十岁半和小号做了个陷阱抓兔子：

排长为了解决感染的腿，把烧红的刺刀捅进了伤口消毒：

饿了好几天了，大家就连看天边的落日，想的都是“太阳像烧饼”。

晚上休息时，文工团给大家唱起了一首儿歌——《呼唤妈妈》，每个人都被她的歌声感染。

在恍惚中，文工团发现自己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无数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满怀喜悦扑向了他们的妈妈，只有文工团自己站在人堆里，默默流泪。

在抓到兔子的第二天，正当大家想吃了兔子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兔子一夜间生了一窝小兔子。

草儿抱起一只小兔子，用脸不断贴着它，也不知道是在心疼小兔，还是在心疼失去妈妈的自己。

草儿不忍心，把困住兔子的砖头推倒，放走了兔子一家，其他人也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没人表示反对。

这里大概是整部电影少有的不切实际的地方了，这么多人都快饿死了，无论如何也不该放掉仅有的食物来源。但考虑到这些孩子很多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大家路过一片荒地时，小号想起自己和战友曾在这里埋了七颗地雷，决定把地雷挖出来伏击鬼子用。

挖出五颗地雷后，老兵觉得够用了，可小号却坚持要再找找，他觉得多一颗就多干掉几个鬼子。

谁知道，话音刚落，小号就踩在了自己千辛万苦想找的那颗地雷上，爆炸的气浪把他认字用的纸片卷得漫天飞舞。

更不幸的是，护士想开枪打一只鸟给大家吃，可没打到不说，枪声还引来了鬼子。

眼看对方人多，八成是跑不掉了，老兵带着大家举枪正打算拼了。

就在这时，刚刚外出找食物的文工团对着鬼子大喊一声，扔出了自己一直藏着的手榴弹，帮战友引开了敌人。

文工团向着山上拼命奔跑，挂在悬崖上逃过了追兵。

但挂得时间太长，她没有力气再爬上来了。在夕阳下，《呼唤妈妈》的歌声再次响起，文工团最终还是精疲力竭，从悬崖上坠落，仿佛回到了妈妈的怀抱。

失去了两位战友，大家都很心痛，晚上休息时，大家都一言不发，只有草儿还抬头对着天数着她看不到的星星。

恍惚间她仿佛来到了现在的长城，她发现自己眼睛又重新能看见了，能看到这里的孩子穿着光鲜的衣服，吃穿不愁。

只是她看到的第一幕，就让她很不理解：一个小男孩拿着她吃不到的食物，吃两口就随手丢在了路边。

幸好，这里还有另一个跟草儿差不多的小女孩向她走了过来，给她擦了擦手，还去抱来一大堆零食想送给草儿，可是转眼间，草儿又消失了。

在恍惚之中，草儿终于看到了星星，她一颗一颗地数着，似乎梦想着数到一千的时候，奇迹真的可以发生。

可最终，草儿的最后一滴眼泪还没来得及从眼角落下，她就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

老兵一边挖坑埋葬她，一边发泄着数数，他终于数到了999，可草儿再也看不到了。

看着孩子们不断减员，排长又是心痛又是内疚，他不愿意再拖累孩子们，就把那份军令连同手枪交给了护士。

护士下意识说：“他们还只是孩子啊。”

排长说：“他们是军队的孩子。”

“沿长城，向西！”，排长大吼一声，他的身躯向着落日的余晖倒了下去，最终被吞没在群山中。

在另一边，老兵带着十岁半和山炮成功埋伏了一辆日军运输车，击毙了两个鬼子，可是等他们打开遮布才发现，车厢上没有补给，只有三个日本小孩。

中间的小男孩举起一枚手雷就想“玉碎”，老兵眼疾手快把手雷扔了出去。

这种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自杀，是鬼子长期教育的结果。

早在还没侵略中国之前，日本就陆续在小学开设了军事教育，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人为了消化他们侵占的地方，就让许多军属和国民都来中国定居。

电影里要玉碎的小孩，就是父母在中国打仗、抢地盘，他们自己接受极端教育的。

日本人在中国杀害了无数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他们就以己度人，觉得八路军会用类似的办法报复自己的亲属。

所以他们总教育自己的孩子，在被俘之前就自杀免得受折磨，有些极端的甚至强迫孩子和自己一起“殉国”。

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百团大战期间，有一个日本煤矿的站长和老婆都在战斗中被打死，留下了两个只有几岁的女儿。聂荣臻知道以后，就收养了这两个孩子，一段时间后找到机会就送她们回家了。

日本战败后，也有许多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无法接受现实自杀了，留下了一大群孤儿，还是善良的中国人民收留了这些孤儿，把他们抚养成人。

这些孤儿回到日本后，有不少参加了“扶桑同心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组织，一辈子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但也有一部分被日本右翼的思想欺骗，当了白眼狼。

中日正式建交后，被聂帅收养的日本女孩兴子专门带上了全家过来拜访，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在人民大会堂里，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当年的中国养父，哭着叫了一声爸爸。

电影里老兵放过那几个日本小孩，正是因为我们和日本鬼子有根本上的不同。

伏击归来的老兵得知了排长最后的遗言，他坚定地接过了任务，继续执行。护士劝他，老兵只是回答说：“这是命令”

护士说：“可这不是给你们的命令啊。”

老兵告诉她：“可它现在传到我这了。”

没有食物，没有后援，没有人监督，但这位八路军中最普通的一名战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完成它，至死方休。

一天后，大家终于来到了指定地点，这里是一处盘山路的隧道口。

虽然不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但多半和打鬼子有关，于是，老兵准备去埋雷伏击。

可他刚设好路障，只埋了一颗地雷，一辆日本军车就开过来了，远处还跟着两辆。

大家赶紧隐蔽，埋下的那颗雷炸翻的军车上装着满满的粮食，十岁半和护士赶紧扑上去给大家装米。

可后续的敌人也越来越近了，子弹不断打在他们身边。

老兵只有一杆步枪，是万万挡不住两车鬼子的，他从山坡上一跃而下，拿出了百米冠军的速度向前方冲去。

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两车鬼子就和那个不完整的任务有关。

两发子弹打穿了老兵的双腿。可他没有放弃，继续用双手慢慢爬向地雷。

他抱起了地雷，用尽最后的力气站了起来，对着敌人拉响了引线。

老兵猜对了，他消灭的这两车敌人，正是任务要求拦截的人，他们带着日本人新研制的毒气弹。

老兵的牺牲救下了护士和十岁半，拯救了根据地的抗日军民，也完成了那个原本看上去绝无可能完成的任务。

故事的结尾，十岁半、山炮和护士扛着伤员，最终找到了大部队。三人在长城上遇到了电影开篇的那个老人，她就是五十年后的护士。

山炮和十岁半在和部队汇合后继续战斗，最后在后续的抗战和渡江战役中牺牲了，年仅17岁。

只有护士活到了新中国建立，此后的数十年里，她时时梦到这里，她总觉得自己在这儿还有什么事情没干，她觉得或许自己该给当年的战友们立个碑，但又不知道碑文该写什么。

她想了想，或许碑上该写1=12，因为这个伤员的命是12个人换来的，而另一层意思里，这也可以理解为12个人为了1个任务拼尽了全力。

整部电影到此结束。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件事。2017年，曾有一封家长反对刘胡兰事迹进入小学课本的信在网上了引起了热议。

这位家长说，他觉得刘胡兰的事迹是“小孩掺和了大人的政治斗争”，违背了他给孩子灌输的“爱与宽容”，于是写信给老师说希望不要给自己的孩子教这种内容。

他在信里说：“当同龄人还在草地上天真烂漫的追逐嬉戏的时候，刘胡兰却和一群大人杀了她们的村长。而后不久又被对方捉到，同样残忍地把她的头铡了下来。”

“从这里面，我看不到有任何值得称赞的品质和任何值得坚守的理想。”

“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家长都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像刘胡兰一样在上小学和初中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参与这些残酷的政治斗争，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那么小就被一些大人教导着去杀人，而后又被别人残酷地杀害。”

当时，有一部分家长赞同这封信的说法，还要求把“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课文也删掉，因为他们觉得“战争应该让孩子走开”。“刘胡兰杀死的村霸，应该交给当地纪委或公安局；王二小带进包围圈的敌人，应该交给八路军的侦察员。”

为人父母，希望孩子们能无忧无虑地成长，晚一点再接触血腥的战争故事，这种心情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但战争故事里，从来不只有政治斗争和炮火杀戮，还有勇敢和无畏。

《战争子午线》这部电影就是一个最好的样板。

它的主角是一群还没长大的孩子们，可敌人从不会因为他们只是孩子就放过他们，电影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不是主动投入到什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而是被侵略者强迫着放弃了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和侵略者斗争的。

冯小宁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极力避免了血腥的画面，尽可能地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了那场战争，使得整部电影虽然在一些场面和细节上比较粗糙，但在立意上超越了绝大多数的战争片，在经历了30年后，依然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电影里孩子们一路上的斗争虽然依然残酷，但相信任何一个看过电影的孩子们，都不会只记得那些让人痛心伤心的部分，他们也会记得在这样艰难的旅途中，这些孩子们是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惧和脆弱，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小英雄的；他们更会记得电影里孩子们只有靠想象才能过上的美好生活，是如何变成他们今天平凡的日常的。

正如老师在给那个家长的回信里写到的：

“你让她从小拒绝这样的教育，可有想过，实际生活中，如果没有面对邪恶，面对危险敢于站出来的勇气教育，那么这个人的发展必然是不健全的。”

这个世界并不总是阳光普照的，我们给孩子们讲述英雄们的故事，并不是要求孩子们一定要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他们能记住英雄们的高尚品质，继承前辈们的勇气，当有朝一日，狂风暴雨突然来袭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勇敢地挺起胸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伟大的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