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麻的麻烦：管得越多、法网越密就越好吗？

为了保护全美约150万对芝麻过敏的人，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名曰《食品过敏安全、治疗、教育和研究（促进）法案》，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要求所有销售的食品，若含有芝麻成分，则必须在标签上标明“含芝麻”；如果食品生产商声称所销售的食品不含芝麻，则需要严格地按照一套复杂的流程规则仔细清扫生产设备，确保所售食品100%不含芝麻。

但立法者没想到的是，法案生效5个多月来，那些对芝麻过敏的人现在越来越难买到不含芝麻的食品了。原因很简单：食品生产商受成本所限，难以保证自己的流水线能彻底清扫到不含一粒芝麻的程度，所以他们干脆在所有的产品上都标明“含芝麻”，以至于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三明治、汉堡、面包、披萨上都贴着“含芝麻”的标签。

这则新闻显示了政府监管政策的后果，而且这种后果或许是政策出台前难以预料的。之所以说是“或许”，是因为实际上，政府为某种既定目标而制定的监管政策最终收效甚微甚至走向反面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英印时代的“眼镜蛇效应”就是人尽皆知的典型。

在一般人看来，精英聚集的政策制定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经验教训，而这些失败的监管花样之所以能不断翻新，其背后的机制问题也一直是学者研究和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既有公众作为“需求方”的邀约因素，也有政府作为“供给侧”的有求必应。

先说“需求侧”。人们往往以为，自己所在的社区、社会出现了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约请一个权威第三方专门调查研究一番，然后制定一个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是政府理所当然的职责所在。这种观念隐含着一个假设，即虽然每个人的利益排序并不相同，但总能找到符合多数人意愿的排序方式，毕竟，少数服从多数很符合直觉。

但实际上，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孔多塞的投票悖论（paradox of voting）和经济学家阿罗的阿罗不可能定律（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等研究揭示的规律：如果众多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利益偏好，那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常无法汇集或加总为一个令社会群体合意的决策。换言之，公众利益的一致性、决策的非独裁性和方案的独立性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

同样，制定政策的“供给侧”精英也有另一种你以为中立实际上无法中立的行为特征。这是因为，在公共政策的选择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与个体利益无涉的、抽象而纯粹的“公共利益”，立法者与被监管者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即使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其实质也是一种类似于市场交换的过程。比如，如果我们把最终政策看成是一个市场过程的暂时结果，那么即使它偶尔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往往会大幅偏离甚至走向反面。

另外，正如经济学家布坎南在《同意的计算》中所指出的，与经济活动相比，诸如立法这样的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交换的一方，立法者难以做到行为的理性化，甚至连理性行为的定义都难以明确（原因如阿罗不可能定律）。并且，由于真正承受立法活动结果的不是立法者，而是市场上的组织与个人，一般而言立法者关注活动结果的动力不足，也没有立刻获得反馈的条件，就像另一种“无知之幕”。

开头提及的新闻或许还只是芝麻大的小事，但它至少表明，公共政策的选择通常要面对两难甚至多难局面的约束，这或许是人类社会固有的难题之一。

它一方面需要政策的制定者对理性的局限和组织的极限有清醒的认知，秉持更审慎的立法态度，力避一剂猛药立竿见影式的粗鲁，让监管不至于失去人文的温度。

另一方面，在面对公共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宜单纯依赖“管一管”就万事大吉，以为“管一管”就能管好一切。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律师和立法者坚持要求几乎所有的事都必须受到成文规则的约束，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自己还会动脑子。”这句话本来是批评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芝麻立法”的，语气很不客气，但其中道理却值得深思。

（作者系农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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