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电影《银翼杀手》中的反乌托邦反抗集体主义，与现实有哪些相同？
文/南柯纪实
编辑/南柯纪实
<<·——前言——·>>
从上世纪80年代推出首部电影《银翼杀手》以来，这个系列一直受到科幻、乌托邦和政治实践等领域的研究关注。无论是2017年的《银翼杀手2049》，还是前作《银翼杀手》，甚至是原著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都被解读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艺术呈现。
这个系列以赛博朋克的美学特色为标志，结合阴暗的故事情节和对个人行为意义缺失的强调，塑造了独特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
不论是从最初的小说，还是电影，甚至包括电影前传的动画短片，在《银翼杀手》系列中没有展示出所谓“美好未来可能性”的乌托邦主义。
从视觉角度来看，1982年的《银翼杀手》通过摄影机将主角迪卡带入阴暗的日式小巷，营造出昏暗的氛围；而《2049》更进一步，加强了前作中压抑的视觉效果，创造了一个在资本主义蔓延和环境污染双重冲击下更加破败的未来城市。
主角迪卡在《2049》中已经由前作的英俊硬汉变为英雄迟暮的刻薄老人，他在前作中所做的努力似乎没有对当下产生积极影响，新作中的主人公K仍然是警探，仍然困扰着自己的身份和本质。
前辈的努力在现实中似乎白费，历经两代人的奋斗，却未见丝毫进步，仿佛一切都深陷绝望的循环之中。
<<·——种族和性别的原奴隶反乌托邦叙事——·>>
自从《银翼杀手2049》上映以来，导演丹尼斯·维伦纽夫的这部电影在商业上并不太成功，票房收入只勉强达到制作成本的60%。
虽然最开始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反应不太热烈，但影评人和网络自媒体人却对其中的一些片段特别关注。许多影评人认为《2049》虽然在技术方面表现出色，但叙事有些欠缺，故事的主题也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性别和种族方面。其中，有人批评影片将女性描绘成了欲望的对象。还有人指出，虽然影片到处都充斥着亚洲未来科技的视觉元素，但故事中却几乎没有亚洲人的角色，这在当代美国的赛博朋克类型中是一个显著特点。
有评论指出，影片中的女性角色似乎一直被物化，她们在故事中扮演了帮助者、玩偶、玩具的角色。其中，乔茜和露芙这两个角色都处于被雇主操控的状态，前者是国家权力机构的雇员，后者是资本机构的雇员。
另外，乔伊和玛莉特这两个角色似乎是为了满足男主人公K的性需求而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角色要么最终死在K的手中，要么为了保护K而牺牲。
此外，有观点认为，影片中将迪卡和瑞秋的孩子设定为“天选之人”，有潜在的颠覆影响，这些角色代表了不同种族的结合，可能会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这个设定实际上改编了1982年版本中迪卡对瑞秋的“性侵”场景，将其改写成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关于《银翼杀手2049》的各种批评中，身份政治和生物政治的探讨显得非常重要。影片中两个矛盾的阵营都将希望寄托在“复制人”的生育能力上。华莱士公司追求这一能力是因为他们想通过“复制人”的繁殖能力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类似于奴隶制度的想法。
而“复制人”追求这项技术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有可能让他们摆脱人类的控制，获得自由。电影中，导演维伦纽夫通过展示“复制人”无法像人类一样建立家庭和生育后代，强调“复制人”缺乏成为自由个体的要素。
然而，维伦纽夫巧妙地将“复制人”的渴望和华莱士的计划相对照，后者想将“复制人”作为劳动力用于太阳系的殖民，将各个星球开发为人类居住的地方，同时从其他星球运回资源。
电影中描绘的由华莱士主导的植物世界的未来，明显受到了历史上种族奴隶制的启发，这种制度在构建欧美霸权的同时也淡化了种族问题。这在当代美国的科幻影像中是一个常见的隐喻，被称为“元奴隶”的概念。
在电影中，这一制度以太阳系丰富的资源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然而作为资源开发者的“复制人”在整个过程中却处于“在场的缺席”状态。
因此，《银翼杀手》系列中的影片，无论是《2049》还是前作，所传达的反乌托邦感不仅仅停留在影像美学层面。
影片讲述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生物政治如何控制着人类身体，包括性别和种族，以及角色们如何在受到这种控制的情况下，努力在环境和经济双重压力下维持生计，生活在破败城市中。
这才是影片反乌托邦情感的真正根源，昏暗的画面中隐约的霓虹灯光并不能带来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击。在“元奴隶”叙事的框架下，通过大量扮演亡命天涯复制人的白人演员，这种反乌托邦感得以更加生动地表现出来。
<<·——反乌托邦未来中的一丝希望——·>>
很多影评认为《2049》在票房上的表现不佳，部分原因是观众对反乌托邦题材感到审美疲劳。他们认为观众在接触了许多反乌托邦故事后，对这种题材的各种形式已经感到厌倦。
从影视行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影片类型的饱和度会带来各种负面影响。然而，这只是导致这部制作精良的影片商业表现不佳的其中一个因素。实际上，关于为什么这部影片会遭受如此大的商业损失，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原因。
一位评论家大卫·菲尔曾经指出，这部电影没有吸引那些习惯去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人，原因是现实生活比电影所展示的情景更加糟糕。他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已经像《饥饿游戏》一样充满了困难和压力。
这些评论虽然来自美国的影评家，代表了当前美国社会对这类电影的主流观点。然而，我认为从本质角度来看，电影《2049》的内容并非完全是一种反乌托邦，相反，这部影片在试图为生活在昏暗世界中的人们带来一丝希望。
通过这种视角来审视影片，我们会发现它的摄影美学和以主角——这个“天选之人”为焦点的叙事方式相得益彰。那种昏暗的画面环境常常将角色置于中心，逐渐向四周变暗，直至最远处几乎变成黑色。
这种视觉效果在暗示着观众，那些习惯于“超级英雄独自拯救世界”的观点已经不再适用，影片中的主角的影响力局限于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而改变社会需要集体的力量，每个人都只是集体中的一部分。
在观看电影时，不论是观众还是角色本身都深信K是那位“天选之人”。然而，电影结尾的情节颠覆了这一设定，本身就在否定了新自由主义中所强调的“个人行动是社会变革源泉”的意识形态。最后，K发现真正的“天选之人”是安娜，她才是迪卡和瑞秋的孩子。
K自己的记忆实际上是被植入到他脑中的安娜的记忆。这个设定削弱了影片中存在的男权氛围。然而，男主角K在了解真相后，尽管感到失望，却也从承担“天选者”重大救世责任的压力中解脱了出来。
通过K的角度分析影片，这一人物设定直白地提醒观众：解放“复制人”的受益者不是众多个体化的“复制人”，而是作为整体团体的“复制人”。这种情节充满了集体主义的含义，向观众传达着一个重要的信息。
作为20世纪80年代经典反乌托邦电影的续集，《银翼杀手2049》在形式上继承了前作的反乌托邦风格，通过昏暗的画面和后启示录式的加州城市景观传达这种意味。然而，在叙事内容方面，电影呈现出一些乌托邦的可能性，这削弱了其形式上的反乌托邦感。
影片将新自由主义的“植物世”概念扩展到了整个太阳系，作为新自由主义人类社会的延续。然而，在面对压迫“复制人”存在的这个“植物世”时，正面的反抗行动发生在地球这个“植物世地理中心”，而不是在太阳系边缘的星球上。
这些反抗者试图通过异性繁殖这一破坏力极大的生物政治手段来对抗这个体系，以抵抗他们被压迫的命运。
在影片中，华莱士将异性繁殖视为一种获取廉价劳动力的手段，而“复制人”则将这种生育能力看作是赋予他们人性、从奴隶状态中解放的“救世主”。
然而，电影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这种繁殖能力能够让“复制人”从人类奴役中解脱出来，这一点留给观众自己去想象。不管如何，影片中的矛盾双方都怀有希望，他们所期待的未来都有一丝实现的可能性。
<<·——集体主义的反抗路径——·>>
尽管华莱士和“复制人”怀有截然相反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影响力，但两者都认为“复制人”的生育能力是构建他们各自乌托邦设想的核心技术。
然而，笔者认为电影对于实现这两种基于复制人生育能力的乌托邦未来是否成功并不感兴趣。一个证据是在整个《银翼杀手》系列电影中，对反派角色的描绘一直相对克制，没有过度强调观众对华莱士及其所代表的资本大企业的仇恨情绪。
将华莱士定义为反派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毫无感情地致使一个刚出生的复制人死亡，这激发了观众对于他道德判断和人物设定的负面情感。在此之前，华莱士设想的乌托邦未来对于人类观众来说在情感上至少是一种中性的设想。
此外，在《银翼杀手》系列的背景下，性别在影片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影片设计让迪卡和他的女儿见面，强调了性别在这个社会中的延续。
尽管影片的结局是迪卡最终见到女儿，但也要考虑到复制人作为未来乌托邦设想在叙事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影片结尾的情感和观众的情绪反应中得到体现。
然而，影片在最后一个场景并没有展示迪卡和女儿见面的情节，而是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K在结尾的状态上。虽然K的“天选者”身份经历了许多波折后被否定，但他仍然是影片中的主要英雄。
当观众看到由高斯林扮演的K躺在飘雪中，生死未卜，叙事上“复制人迈向更美好未来”的胜利感被削弱，观众开始意识到K在整个“复制人”反抗追求自由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情节设定在《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中也有体现，前代英雄的成就在新篇章中变得毫无价值，世界依然陷入无休止的暴力冲突。
然而，《2049》并不像《滚石》杂志所说的那样，意在暗喻我们的现实社会充满悲观和黑暗。电影所展现的虚拟世界明显比现实世界更加阴暗。电影真正想要强调的是，作为个体，我们应该对集体奉献持有正确的态度。
在这个过程中，电影不断地提醒观众：我们并非“天选之人”。我们不是那些奉献行为的明确受益者，我们不是整个“大义”行动的中心，我们不是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只是庞大集体中可有可无的一部分。
电影传达的核心是“社会历史是源远流长的，绝非一个人可以左右”。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为了自己所期望的未来，以温柔的方式努力。
<<·——结语——·>>
《银翼杀手 2049》虽然不算是明确的左派宣言，但可以说它显然具有左倾倾向。在许多人谈到性别歧视、大男子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表象下，实际上影片对新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制度中所崇尚的英雄崇拜提出了质疑。
影片中的主角 K 是集体主义的一部分，他的行动是整个“大义”的一部分，他既是英雄，又是整个“大义”中一个并非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种哲学层面的无助感本应是观众在传统好莱坞影片中感受到的悲剧情感的核心，然而在这部影片中，对这种无助感的抵抗反而成为对反乌托邦未来的一种直接反抗方式。
<<·——参考文献——·>>
[1] 赋权与冲突：从《银翼杀手》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之维[J]. 张靖婧;李佳;李苹.秦智,2023(05)
[2] 类型片的边界重塑——从电影《银翼杀手》展开[J]. 杨超.声屏世界,2021(19)
[3] 《银翼杀手》：赛博空间的多重文化因子[J]. 马翔宇;赵登文.名作欣赏,2022(03)
[4] 仿真、拟像与超现实:《银翼杀手》系列的视觉奇观化表述[J]. 郑雯;王偲.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01)
[5] 拉康三界视域下的仿生人主体性建构——以《银翼杀手2049》中K为例[J]. 殷乐希.电影新作,2022(02)
[6] 后人类世界中的他者解放与共同体建立——以“银翼杀手”系列影片为例[J]. 姬令野.视听,2021(09)
[7] 后人类主义困境的哲学审思——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到《银翼杀手2049》[J]. 徐嘉敏.英语广场,2021(21)
[8] 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银翼杀手2049》中K的形象[J]. 周珈羽.西部广播电视,2021(16)
[9] 简论赛博朋克概念下的社会话题——以《银翼杀手》系列为例[J]. 夏潇然.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1(02)
[10] 《银翼杀手》与“弗兰肯斯坦传统”——人工智能题材的思想史叙事[J]. 林云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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