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邪教之----一贯害人道（4）

一、一贯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如何勾搭上日本鬼子的？

1、日军侵华期间，底层民众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只好求信神佛

1937年，日寇入侵给了张光璧难得的机会。华北战乱，商贾富户人心惶惶，纷纷祈求神佛保佑其平安，张光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潜入北平、天津等地传道，一时声名大噪，就连汉奸头子王克敏、王揖唐、江潮宗等人也对其顶礼膜拜，叩头拜师。有此广告和保护伞，张光璧自然如鱼得水，不到一年，竟成为百万富翁，这也为其“政途”铺平了道路。

2、张天然等将汪伪政府高层人员拉入一贯道，提高了组织权威

抗战期间“一贯道”还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提高组织的权威。

抗战期间，“一贯道”分别吸入了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势力也越来越大。

3、张天然将一贯道提供给汪伪政府做特务活动的工具，自己也混进了汪伪政府

汪精卫曾在河内遭到戴笠刺杀，侥幸逃脱，一到南京公开投敌之后，就大力发展自己的特务机构，会道门组织当然是其建立特务网络的首选之地。加之会道门组织可以作为分化和牵制民间抗日力量的有力工具，不仅周佛海、王揖唐、褚民谊等大汉奸率先入道，当起了“坛主”或“点传师。

他还到南京，买通了周佛海、苏成德、 褚明谊等人，当上了汪伪政府的外交参事。1944年，他将“中枢坛”从济南迁至老家济宁。

4、一贯道的反动理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麻痹民众，侵略中国的帮凶，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一贯道的坐大不可能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会道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为日伪政权发展特务提供了良好的资源。

特务头子冈村宁次着力拉拢张天然，聘请他为高级顾问。

某些日本高官和皇族也召见他，送他名片。据说其子张英誊曾吹嘘自己势力：“日本宪兵查问时，只要拿出日本天皇皇族‘宫内善则’的名片，日本宪兵便肃然起敬地说：‘大大的太君。’”

在他们的拉拢下，一贯道拼命鼓吹“日本人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日本国旗是太阳、师尊属‘日’，担有天命。现在日当正午，日方应运，上承天象、应道的先兆……”云云。

按张光璧的理论，“日本人就是秦始皇由长安派往东土寻找长生不死药的那五百童男童女的后代，和中国人原本是一家人。等到日军打到长安老家，就可以和平了”。把日本鬼子侵略说成是回家，其荒谬之极，不言自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天然投靠日本侵略者，在北京鼓楼大街蒋家胡同50号主办“顺天大会”，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为日特机关搜集、提供各种情报。

此时的一贯道，确切地说是张光璧派一贯道到达了极盛。

二、一贯道一开始为什么不为国民政府所喜？

1、国民政府两次北伐之后，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对于宣传封建迷信，能够控制底层人民群众思想的反动会道门起了警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会道门的控制大大加强，曾一度在其实际控制地区以“破除迷信”、“禁止邪教”为名严令取缔。

张光璧亲赴南京“传道”，便吃了大亏，被蒋特务所查，投入监狱。

后经查实，其为装神弄鬼，诓骗钱财，遂没有作大的处理就加以释放。

这时的张光璧基本还处于地下时代，势力发展受到大大限制。

2、抗战胜利后，一贯道一时声名狼藉，国民党当局出于社会舆论压力，曾于1946年1月31日公开下令解散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向法院起诉。后经一贯道内部多方活动国民党多位高官要员，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7月撤销了对一贯道的查禁与起诉。

但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党国只是名义上查封一贯道佛堂、坛口，却背地里对其加以利用，以壮大自己的特务组织。

在军统和后来保密局的操纵下，一贯道改组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在南京设“总会”，大办“施诊所”、“义务学校”等慈善机构，继续活动。

3、在日寇的扶持和国民政府的实际纵容下，一贯道势力庞大，机构遍布全国。不消说，民国时期广大的游民、破产商贩、打工仔和流氓无产者群体，为一贯道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国民党政权在败退台湾之前，遗留了大量的特务人员，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会道门组织是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二者互为依附，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贯道成为逃到台湾省的国民党的利用工具。

4、传到台湾省的一贯道起初仍保持着在大陆时的活动特点。

一贯道在大陆惯于借助扶乩降神的灵异活动进行传道，活动都在私人住宅内设的佛坛举行，外人无从窥其真相，更增加了一派神秘气氛，也使道内不法之徒有机会作奸犯科、妖言惑众。

1949年蒋介石政权败据台湾省，很长时间惶惶不可终日，看到一贯道的聚会活动颇为诡秘，不禁草木皆兵。

1950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报一贯道活动，1952年由伪“内政部”依据《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予以取缔，罪名包括“败坏风俗，妨害治安，干预政治，为‘匪’利用”等。但是，禁而不止，一贯道始终没有中断活动，道徒到60年代初已达5万人，而且向社会各阶层扩展。

1963-1971年，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又两次出面重申取缔命令，报刊推波助澜，不断报道查获一贯道组织的消息，实际上道徒却越打越多。

为取得合法身份，一部分道徒加入了道教会，甚至担任了其中的负责人，有的与轩辕教拉上了关系；为消除“不公开活动”的口实，一贯道开始大建公开庙宇，采取挂靠在道教会等合法宗教团体下面的方式进行登记；坚持地下传道的也大有人在。

5、为了选票，国民党开放党禁后，一贯道改头换面

此外，一贯道设法在官方人士中发展道亲，居然把当局打入一贯道内部“卧底”的情治人员也“俘虏”过去，还抓住“党外”势力抬头、台湾政情有变的机会，大张旗鼓地运用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地方官员候选人拉票助选的办法，向台湾省地方当局表示忠心和显示实力。

到了80年代初，一贯道道徒达到了50万人以上，连国民党内负责宗教工作的伪“中央社会工作会”的前主任萧天赞、主管宗教事务的伪“内政部”部长吴伯雄的夫人，以及一些伪“立法委员”、社会名流，都成了“道亲”。台湾省地方当局的禁令，已成一纸空文。

1987年1月9日，陈水逢授意其学生萧瑞征和林钰祥出面，联合王金平、廖福本、刘松藩、许胜发等40位“立法委员”，在伪“立法院”会上向伪“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要求台湾省当局准予一贯道立案，合法传道。

在社会各界压力下，2月11日，伪“行政院”正式同意解除对一贯道的禁令，至此，一贯道终于在台湾省成为一个可以公开传教的教派。3月8日，一贯道成立所谓“的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筹备会”，并正式向台湾省地方当局行文申请成立所谓“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再经过大半年的纠葛，伪“内政部”终于于当年12月8日正式核准。1988年3月15日，所谓的“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