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短片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可能被老婆打？|特别报道：遭受家暴的男性

前几天，KY编辑部内聊到一个问题：在异性恋的亲密关系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无误；那么，如果是反过来，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吗？

有同学想到了之前热度很高的“张雨绮刀砍袁巴元”事件。张雨绮在娱乐圈以“敢爱敢恨”著称，一系列泼辣操作也曾让她获得“暴力御姐”的称号。

她曾直言“年龄根本就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成熟与否的关键，我觉得，男人其实从来没有成熟过。”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她对自己的历任男友也从未手软过。

和汪小菲热恋，爱时旁若无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脸时在公众场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张雨绮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闹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状告理由是他被张雨绮砍了！背上留下了两道长达1厘米的伤痕！

但是，民警到现场后因“未发现有持刀情况”，便按照一般家庭纠纷处置了。

该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后，一部分网友为张雨绮叫好，认为她“有气就撒，刚到不行”，是新时代女强人的“标杆”；也有网友对此感到警惕，认为“如果张雨绮是男生，评论一定会一边倒骂家暴吧”。

事实上，以张雨绮袁巴元这一事件为例，如果女方持刀伤人情节属实，的确会构成对男性伴侣的家暴。这一点也给了我们警示：接受亲密关系暴力的一方并不总是女性，男性也会成为受害者；

此外，亲密关系暴力不止发生在异性恋伴侣中，它也会在性少数伴侣之间发生。

对于遭遇了亲密关系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数人群来说，求助更加羞于启齿，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更少。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那些在亲密关系暴力事件中被大众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01.“你一个老爷们，人高马大的，怎么可能被老婆打？”

无论是媒体的报道、机构的调查，还是政府和民间机构提供的援助渠道，资源都更多地集中在“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这个设定里。我们普遍认为，男性遭遇亲密关系暴力的情况即使存在，也是罕见的，实则不然。

在中国，社会学教授风笑天（2010）在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N=22025）的研究分析中发现，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国性教育工作者陈洁瑜对男性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早有关注。她告诉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导的调研中，许多男性访谈者认为男性不会是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也没有人举出男性作为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的例子，无论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陈洁瑜认为这可能反应了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男性在访谈中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经历。她说，人们谈论亲密关系暴力时，往往会有这样的预设：亲密关系暴力主要是肢体暴力或者婚内强奸，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这个预设包含了两个误解。a. 第一个误解是“男性不会是肢体暴力或者关系内强奸的受害者”。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性的身体力量不如男性，在异形间的对抗中，男性总是会处于优势，因此，他们不太会“被打”或者“被强奸”。

但男性被施以肢体暴力的案例并不鲜见。在风笑天的调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过肢体暴力，而这一比例在男性中为2.5%。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反亲密关系暴力机构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来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当事男子，因长期被妻子在身体看不见的部位掐出伤痕，连夏天也不得不穿长袖衬衫来掩饰。

当男性遭受暴力的情况出现时，当事人往往得不到相应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殴打后，姚威（化名）鼓足勇气走进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回应则让他落荒而逃。

“就感觉他憋着笑，还问我，‘你一个大老爷们，人高马大的，怎么可能被老婆打?” 当时觉得周围所有人都瞅着我，笑话我。如果地上有一个洞，我立马就能钻进去。” 在此以后，姚威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自己的遭遇，直到离婚。“难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亲密关系暴力吗？”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陈洁瑜说，b. 第二个误解是“亲密关系暴力只有肢体暴力这一种形式”。其实，肢体暴力仅仅是亲密关系暴力的一部分，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有经济控制、情绪/精神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言语虐待五种形式，身体以外类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视。

在风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体暴力的比例为22.7%，远高于他们遭受肢体暴力的比例（2.5%）。

但是，当一个男性遭遇非肢体暴力时，人们往往更不容易将他们当做受害者来看待。

在父权社会中，政治、经济、法律、家庭等领域的权威位置都被默认保留给男性；人们对“男性气质”存在一定的想像与期待，男性是坚强、刚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则被认为更感性、脆弱、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思维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阳刚与阴柔、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会分别被用来形容男性和女性。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父权文化不但对女性进行压迫，同样给予了男性压迫。”王大为说。当父权社会的结构实际上将男性禁锢在单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内化这样的价值，极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于深受“男性气质”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于寻求帮助。王大为表示，“相比于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独。”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诉，寻求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但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他们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远不会谈论这些话题。

即便他们迈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难顺畅地说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王大为说，男性受害者们往往并不会将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过往的援助中，大多数女性受害者们打来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则大多则先是用隐晦的方式询问：“如何解决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冲突怎么办”。在之后的深入了解中，援助者才会发现，他们曾经遭受了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暴力对待。

一位来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电王大为寻求帮助，在电话接通后，他欲言又止。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农村，经济条件不好，花费很大代价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对他日渐不满，从言语暴力渐渐发展到出轨，甚至带着情人对他进行了殴打。

在与王大为的三次交流中，这名受害者却认为主要的问题在自己，他不断重复着这样自我贬损的话：“是我太无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绿帽子，被瞧不起……”

02.“打人是不对，但是你也不要搞同性恋了”

当我们和陈洁瑜聊到男性作为受到忽视的受害者群体时，她还提出了人们对亲密关系暴力的另一个认识误区：

亲密关系暴力被窄化为仅仅发生在异性恋关系之间，然而，它其实同样发生在性少数群体的亲密关系中。

事实上，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发现，这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间倡导工作组发布的中国首份亲密关系暴力的全国网络调查报告《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调查报告》显示，通过对（包括877名非异性恋者在内的）3334名对象的调查，同性恋与双性恋的亲密关系受暴比例分别为“68.3%”与“67.6％”，甚至略高于异性恋群体的“62.7%”（备注: 此处“受暴”的定义是在过去一年内，至少遭受过一次包括身体、精神、语言、性、或经济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数群体作为一个本身在社会主流话语中本就未被承认的群体，能够获得的帮助和支持非常少。

“从肢体冲突到性暴力、经济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从涵盖的暴力类型来看，性少数群体与异性恋亲密关系的暴力没有大的差别。而最大的不同则在于，性少数群体在遭遇亲密关系暴力后，无处依靠，甚至无人知晓。这是别人看不到的受害群体。”

社会公权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2015年年底，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过表决，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表示，“在我国，还不曾发现同性恋之间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员不包括同性恋。”

在彩虹暴力终结所远程陪护的一个案例中，当地的公安局“一面说打人是不对的，一面告诫受害人，但是你们也别搞同性恋了。”这样的公共事件与发声，也让性少数群体对于社会支持系统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一边是社会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边是群体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数群体愈发面临很少求助的境况。官方的支持系统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忽视，与性少数群体对他们的不信任，在无声地相互影响着。

03.“出柜威胁”成为性少数群体亲密关系暴力的原因

较之肢体暴力，容易被忽视的精神暴力也更加频繁地充斥在性少数群体亲密关系中，《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调查报告》（2015）显示，在严重精神暴力方面，同性恋和双性恋无论是施加还是遭遇的暴力都显著高于异性恋者，双性恋者遭遇严重精神暴力的比例（25.7%）甚至高于同性恋者（21.8%）和异性恋者（18.2%）。

报告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性少数群体经历的心理暴力常常与针对“出柜”（即暴露同性恋身份）的威胁和恐吓相关。

在忍受了男友一年多的“冷暴力”之后，男同性恋者燕子终于与男友分隔两地，燕子鼓起勇气提出分手，却遭到了对方的威胁，说要把燕子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发布到学校的贴吧，“让大家看看，这个人是个同性恋”。

“我当时非常害怕，只能打电话请求他，从晚上十点一直到凌晨四点”，男友提出了很多过分的要求，最终，因为害怕出柜，燕子选择了顺从。

回想自己被“出柜威胁”的经历，燕子开始反思性少数群体里的暴力，“因为我们是性少数群体，受到暴力的那一方发声会更加困难，甚至根本不敢发声，所以，施暴的那一方就会变本加厉。”

“出柜威胁常常会将暴力升级，因为害怕被出柜，暴力受害人往往会选择忍受暴力，同时更难向外求助。往往在这个封闭的过程中，暴力开始急剧恶化。”彩虹暴力终结所协调人李悦告诉我们，

我们呼吁官方、民间各类机构组织、大众，在关怀异性恋伴侣中女性受害者的同时，关注男性和其他性别身份的受害者，关注性少数伴侣关系中的受害者。对一种对象的最严重的排挤，并不是在话语领域内去反对它，而是把它驱逐到话语的范畴之外，它不被谈论，从而被人遗忘，这些他者，从此成为了行走在这个世间的憧憧鬼影。

而我们至少可以做的，是尽自己的努力，营造一种宽容的话语氛围，允许他们存在。这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最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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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结

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可能被老婆打？|特别报道：遭受家暴的男性

类型：剧情战争冒险地区：英国年份：2004

主演：李英子金生珉全炫茂宋恩伊梁世亨洪真英柳炳宰

导演：露西·福布斯布拉迪·胡德

更新：2024-04-27 23:32:25

简介：「方志四川论坛」王兴润‖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蓬溪“文化立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点击上面蓝字“方志四川”添加关注!地方志是文化软实力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蓬溪县“文化立县”的主旋律下，结合实际，就充分发挥地方志作用、建成西部特色文化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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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方志四川论坛」王兴润 ‖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蓬溪“文化立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点击上面蓝字“方志四川”添加关注!

地方志是文化软实力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蓬溪县“文化立县”的主旋律下，结合实际，就充分发挥地方志作用、建成西部特色文化旅游名县，谈谈红色文化在发挥“文化立县”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意义。

蓬溪风光

红色文化的基本含义及价值功能

红色文化是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个新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红色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的根本在于红色。

中国人的红色情结与生俱来。华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炎帝又称赤帝，是中国的太阳神。黄帝的“黄”字，是太阳初出之色。古文中“黄”与“皇”可以通假，黄帝氏族也是崇拜太阳神。这表明中华民族在立族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红色崇拜”。红色被赋予了“避邪”与“吉祥”的含义。几千年来，我们过春节，都还保持着贴红对联，挂红灯笼，贴红窗花的古老习俗。

红色代表权威；红色代表勇气；红色代表吉祥与喜庆；红色代表美丽；红色代表革命。在西方人眼里，红色是中国的国色。红色文化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红色文化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一部红色文化史，忠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历史。以蓬溪县为例，民主革命时期为革命牺牲的中共党员就有40多人。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弘扬红色文化，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建设西部文化旅游名县，达到“文化立县”的目的，发挥红色文化的历史印证价值功能、文明传承价值功能、政治教育价值功能、经济开发价值功能，是当前蓬溪小康建设进程中必须切实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蓬溪县具有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是以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红色革命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等为主的集物态、事件、人物和精神为一体的内容体系。蓬溪县是中国革命老区。蓬溪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因旷继勋蓬溪起义后，建立四川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解放后得名赤城镇。蓬溪有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蓬溪是四川地下革命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北京朝阳大学等地入党的蓬溪青年王武林、刘孔庸、蒋瑞琪先后返乡，传播马列主义、民主革命思想，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活动，当年冬做兵运工作的党员刘汉民（岳池人）、蓬溪藉青年蒋述法回乡打入地方武装，开展地下活动。1928年秋，刘汉民介绍吴而笃（南充人）率领潼南双江起义失败的30多名战士到蓬溪东乡（今蓬溪县任隆、三凤、蓬南等乡镇）做匪运工作，在蓬溪境内建立起了一支有30多名战士、20多只驳壳枪，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武装工作队——红色小分队（后改为手枪队），吴而笃任队长，开始与盘踞在遂宁、南充的地方军阀对抗，扩大了党在蓬溪的影响。

蓬溪是四川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诞生地

1929年6月29日下午，在中共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下，四川军阀邓锡侯所部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共产党员旷继勋与省委派出的党代表罗世文、邹进贤等在遂宁、蓬溪交界的大石桥镇牛角沟宣布4000多名官兵即时起义，成立了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罗世文任党代表，邹进贤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旷继勋为总指挥。起义部队得到地方党组织和蓬溪人民的大力支持，红友小分队当夜配合红军攻占了县城，国民党守军尹克诚部仓惶出逃，红军宣布成立蓬溪县苏维埃政府，由旅部副官刘汉秋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因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红军被迫转战川东北，进至西充时吴而笃率手枪队返回东乡坚持武装斗争。红军部队攻占仪陇新政后，宣布建立新政苏维埃政府。

旷继勋纪念馆

红军转战川东北，经过12个县行程1200多华里，在四川宣布成立了两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四川自己的工农红军。这次起义政治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四川省委在四川创建工农红军，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在革命低潮时大大鼓舞了四川人民的革命斗志，大力宣扬了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广大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治主张，为中国武装斗争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自1927年起蓬溪地下革命活动持续不断，旷继勋起义部队打出蓬溪后，留下的中下层军官与本地党组织、武工队紧密配合，成立了“互助社”“反帝大同盟”“红军之友社”“农会”“儿童团”“妇救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斗争。

1930年红军部队留下的范弘先、罗满、雍平垓等与地下党组织、武工队密切配合，准备策反。中共党员李树骅任司令的四川边防农村警备司令部3000多人的部队，因李树骅叛变，起义计划泄露，吴而笃等11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在今吉祥镇小学，这就是震惊全川的吉祥事变。1933年地下党组织发动了东乡各场民团联合暴动，攻打县城，一度时期民众自救团人数达3000多人，打出“涪江红军第一支队”“红军186政治部宣传室”“中华苏维埃联邦政府”的招牌。这次武装暴动持续四个多月，规模大，意义深远。蓬溪地下革命活动有力地策应了红四方面军入川，东乡民团暴动牵制了田颂尧、杨森几个旅的兵力，为红四方面军减轻了军事压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蓬溪地下党组织建立了“中等学校学生暑期救亡工作宣传团”“蓬南联立书报社”“青年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时期，蓬溪有30803人出征，阵亡687名将士；与仪陇合捐飞机一架。解放战争时期，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组织学生开展“争民主、反饥饿”运动，王叙五、王子度等组织成立武工队、游击队。成功策反地方武装，国民党上层人士，解放前夕伪县长戴克诚向驻蓬莱的川东游击纵队投诚。常乐、红江等地乡、保长投身身革命。

1927年至1949年的23年时间里，蓬溪党组织不断壮大，先后建立中共蓬溪县委、4个区工委、2个特支、44个支部，党员达500多人。苏俊、吴而笃、陈远荣、张立初、曹吉熙、闵建勋、胡基准、苏文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电影《旷继勋蓬溪起义》在蓬溪取景

蓬溪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传》《中国革命老区》等历史著作对蓬溪革命史作了详实记载；徐向前、张爱萍、王定国等老红军、老前辈纷纷为蓬溪题词；电影《旷继勋蓬溪起义》、电视剧《女子军魂》等革命题材影视剧在蓬溪实地拍摄。

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的现实意义

大力宣传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人们在欣赏红色文化时，不仅能得到感官上的享受，愉悦身心，而且让人在追忆那些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而奉献青春热血乃至宝贵生命的英雄的同时，生发出一种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人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激发人们爱党、爱国的革命热情；有利于人们坚定政治理想、信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旷继勋纪念馆内部展区

中国的红色文化，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开始酝酿，到新中国成立时已历经长达28年的丰富和发展，它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如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依然是鼓舞、激励人们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强大推动力。

旷继勋纪念馆部分展品

弘扬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需要；弘扬红色文化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纯洁性的需要；弘扬红色文化是建设革命老区的现实需要；弘扬红色文化是“文化立县”、建设“文化名县”的迫切要求。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红色旅游文化

利用蓬溪红色文化资源，创作一批宣扬蓬溪革命历史、革命烈士、党史人物的文学文艺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各种时机对内对外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现存革命烈士纪念馆，作为对内对外开展爱国主义、党史教育的重要阵地。特别要加大对旷继勋蓬遂起义、蓬溪地下党革命斗争史的宣传教育力度，推进党史地情教育进机关、社区、工厂、学校、农村。要让大家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蓬南烈士陵园

要利用蓬溪红色文化资源，为蓬溪经济建设服务。利用县内现有革命遗址、遗迹、历史名人故里、烈士纪念馆、党史宣传教育基地，把牛角沟、蓬南烈士陵园、旷继勋烈士纪念馆、红海、赤城湖等打造成全国有名的红色旅游景点；把这些地方与周边生态旅游、宗教旅游、历史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工业（企业）旅游结合起来，合理布局，合理规划线路。在此基础上组织强有力的营销队伍，向国内外、海外广泛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