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特赦1959》里有一个由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组成的挖坑二人组。他们在功德林管理所的表现实在不能让人恭维。挖坑二人组，可谓是功德林管理所的一个毒瘤，他们只要看到有人进步，就会插上一脚，给你挖个坑，让你难受一下。

陈瑞章的夫人来功德林，提出探视自己的丈夫。功德林的战犯们都想参与一下，但几百个战犯一起参加，显然不合适。王耀武提出让战犯蔡守元挑选几个代表。蔡守元选了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六个人，因而得罪了徐远举、周养浩等几个特务战犯。徐远举找出抗战时期1944年一件陈年往事吓唬蔡守元，说他是汉奸。

蔡守元当时刚刚得到自己的老婆女儿在台湾去世的消息，情绪非常不好，突然听到徐远举说的这件事，极度悲痛加上害怕，精神失常了。

黄维是战犯里的落后分子，经过多年学习改造，思想终于有点松动，他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心迹：山中日月长，心境多荒凉，学习知马列，劳动身体强。远看见来路，流水向东方。

在小组学习的时候，徐远举声称在公告栏里看到一首反诗。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共同批判黄维。周养浩立刻给徐远举帮腔，解读黄维这首所谓反诗的内涵。黄维气得大骂：“你们这两个卑鄙小人！”

为了证明黄维这首反诗的反动性，徐远举、周养浩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从一首打油诗看黄维一贯的反动立场》，批判黄维。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心高气傲的叶立三说了一句：“国家刚刚成立，兵力充裕，解放军和美军交战的可能性居高。三年内战，解放军打得太顺手了，也应该让他们尝尝打败仗的滋味。”徐远举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立刻挑衅叶立三：“叶立三，你可真会装！”

叶立三反问徐远举：“什么意思？”

徐远举说：“我以为你已经和王耀武他们是一伙的，成为功德林的积极分子。原来你这都是装出来的。假如你和王耀武他们是一伙的，你大概也不希望美军教训解放军吧？因此，你那些积极，都是假的，装出来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心高气傲的叶立三哪会吃他这一套，立刻反唇相讥：“要说装，谁还能比得了你们？你们这些搞情报的特务，煽风点火，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挑拨离间，不都是你们最擅长的吗？”

徐远举被说得下不来台，辩解道；“老叶，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这么说，未免也太伤感情了吧？”

叶立三怒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总之，在电视剧《特赦1959》里，这个挖坑二人组的确是功德林里非常不安定的一个存在。他们见缝插针，寻找着那些稍有些进步的学员的过错，用来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不过，我总是感觉徐远举、周养浩这种形影不离的挖坑二人组其实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说，他们的关系至少并没有剧中所描述的那么牢不可破。

根据沈醉回忆录描述，当年在重庆、成都军统保密局工作期间，徐远举、周养浩两人的关系不但不和睦，而且还非常紧张。

徐远举是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和沈醉同样也是1932年进入复兴社特务处的老资格特务，洪公祠特训班毕业。而且，徐远举还有曾在部队任职的经历。在1933年到1936年，徐远举一直担任九世班禅行辕的少校随从参谋。一直到1937年班禅死在玉树，才调到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等于回到了军统保密局。

在军统局内，徐远举属于少年得志，做人做事自然会非常张狂。加上他性格不好，脾气暴躁，看谁都不顺眼，对谁都不服气，在军统保密局里，除了把沈醉当朋友，估计谁都没有放在他眼里。尤其是他破获了重庆的挺进报案件以后，得到戴笠的高度赞赏和重视，为人做事更加狂妄，气焰更加嚣张，容不得任何人。有一个军阀请客，他也去了。一坐上桌子，就旁若无人地开始吃菜，一个孩子见他这样，仅仅说了一句：“你这人不懂规矩，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就先吃上了？”徐远举马上大怒，立刻掀翻了饭桌，扬长而去。

而周养浩，在上海上的大学法律专业，自认为有高学历，做事比较稳重，加上和戴笠毛人凤是同乡，又是毛人凤的侄女婿，尽管他做事不像徐远举那么张扬，但也有点自恋。他心狠手毒，但又善于隐蔽自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此得到一个“书生杀手”的美称。杨虎城将军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就是在周养浩的密谋下被杀害的。周养浩不仅杀害了杨虎城一家老小，还抢夺了杨虎城将军的财产。但杨虎城将军却错误地认为，军统除了周养浩以外没有一个好人。可见这个人之阴险。

说起徐远举、周养浩二人的矛盾，那也是实实在在的。戴笠飞机失事去世以后，徐远举由毛人凤推举担任了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少将处长。1948年春天，中共重庆地下党把近期新出版的《挺进报》给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送了一份，搅起了轩然大波。朱绍良把徐远举叫到办公室狠狠批驳了一顿。

徐远举立刻行动起来，发动手下人调查《挺进报》。这时候，保密局已经派人打入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内。这些潜伏特务发回的信息，汇总到了徐远举手里。徐远举马上行动，抓捕了一家书店的地下党员任达哉、陈柏林。任达哉立刻叛变，出卖了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宁死不从，徐远举又去严刑拷问任达哉，任达哉又出卖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也是个软骨头，马上叛变，一大批重庆地下党员被逮捕。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看到上级领导叛变，他也叛变了。《挺进报》负责人陈然被抓。

刘国定随后又出卖了中共上海、南京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导致上海、南京地下党不同程度遭到破坏。冉益智随后又出卖了不少重庆地下党员，江姐等人和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被抓，蒲华辅被捕叛变以后，使川康特委所属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地下党人被抓。

就在这时候，徐远举、周养浩两人的矛盾激化了。毛人凤让沈醉去重庆调解两人的矛盾。周养浩生气的是，《挺进报》案一直是徐远举在侦办，他问一下徐远举都不理他。这使周养浩特别郁闷。他觉得徐远举太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了。

徐远举向沈醉辩解说，这件案子错综复杂，他一直在全力以赴地侦办，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向其他人详细说明案件的侦破过程。

《挺进报》案侦破以后，徐远举受到了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的嘉奖后更加张狂，尤其是他担任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以后，更是气焰嚣张，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周养浩是西南特区副区长，但并不愿意当徐远举的副手，在工作中经常顶撞徐远举。

为了照顾周养浩的情绪，毛人凤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特区督查室，让周养浩担任主任。这么一来，周养浩和徐远举的职务是平行的，不分大小高低了。按照军统惯例，督查室不但和保密局西南特区平级，还可以对保密局西南各省省站履行督察职责。

后来的情况表明，无论是周养浩担任的这个督查室主任，还是徐远举担任的这个西南特区区长，其实都是徒有其名，并没有形成实际权力。因此，有人说徐远举、周养浩后来是沈醉的上峰，也就是表面上的，并非实际情况。保密局西南各省省站站长根本不搭理徐远举这个特区区长，也不理睬周养浩这个西南特区督查室主任。其实，徐远举、周养浩也明白这里面的情况，故此也并没有把自己这个区长、主任当回事。这里面只有沈醉的云南站出于朋友关系，表面上把徐远举、周养浩当成上峰，与其说他们是沈醉的上峰，倒不如说是因为沈醉把他们当朋友而做的官面文章。

综上所述，《特赦1959》里出现的这个挖坑二人组，应该只是徐远举、周养浩为了共同对付战犯中的黄埔军官们的打压形成的报团取暖小团体，介于他们在成都、重庆工作时期的明争暗斗，这个挖坑二人组也许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形成，至少他们俩不可能像剧中那么团结互助，形影不离，好得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