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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软弱的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为挽救幕府做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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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软弱的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为挽救幕府做了巨大的贡献

德川庆喜 （江户幕府末代将军）

（想详细了解可以看看1998年日本NHK大河剧《德川庆喜》。

原作是司马辽太郎于1960年代中编小说『最後の将军 徳川庆喜』（文春文库ほか）。

德川庆喜是江户幕府最后一位将军。

出生在御三家之一的水户家，是水户藩主和正室的儿子。

德川庆喜后来被过继给了一桥家。在第十三代将军去世后，庆喜争位失败。六年后，第十四代将军去世，庆喜终于成为了幕府将军。庆喜面对日益衰落的日本，本来希望能够借助法国推行西化。庆喜当任将军后见职后，推行了公武合体的政策。在法国的援助下，庆喜设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权利机构。但是后来法国不再支持幕府，连一向支持他的孝明天皇也去世了。 维新派掌握了更大权力，更加紧锣密鼓地组织倒幕同盟，谋划推翻幕府。维新派一边秘密策划出兵讨伐幕府，一边提出苛刻的“大政奉还”的要求：幕府把政权交还给朝廷。没有想到，德川庆喜很快就答应了，因为他不愿意因此引发一场内战。1868年1月，他率军返回京都，要向天皇进谏。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遭到了维新政府军队的伏击。战斗持续四天，最终幕府军被打散，德川庆喜逃回江户。）

德川庆喜（日语：とくがわ よしのぶ，英语：Tokugawa Yoshinobu；1837年10月28日-1913年11月22日 ），水户藩主权中纳言德川齐昭第七子， 字子邦，号兴山， [3] 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也是江户幕府及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位幕府将军。弘化四年（1847年），出继一桥德川家，故而又名一桥庆喜。

在将军德川家定的继嗣问题上，被所谓一桥派拥立，与井伊直弼等南纪派推举的德川家茂相争而失败。德川庆喜面对日渐衰落，原希望在继承后借助法国协助进行西化，重提公武合体以改革幕政。文久二年（1862年）幕政改革后，担任将军后见职，推行维持幕权、公武合体的政策。庆应二年（1866年）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死后，德川庆喜任将军。在法国公使罗什的建议和援助下，吸取欧式制度进行幕政改革，设想建立一个以德川氏为中心的统一权力结构。庆应二年（1866年）底，一直支持公武合体，反对倒幕的孝明天皇暴毙，更使德川庆喜维护幕府政权合法性的美梦幻灭。庆应三年（1867年）6月，土佐藩主张幕府大政奉还，并发动倒幕运动，德川幕府战事失利，德川庆喜于庆应三年（1867年）10月14日大政奉还，将奉还大政予天皇 。

退任将军后，德川庆喜热衷于摄影、狩猎、民谣歌曲研究等趣味中。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被册封公爵。大正二年（1913年）因肺炎而逝世，享年七十七岁，是德川幕府中寿命最长的将军。

1868年，也就是改元为明治的这年年初，曾经的第十五代将军，如今已不再是将军的庆喜回到了江户。

对西南倒幕派的“讨伐”结束得很不光彩，德川幕府已没有人力物力再一次发起惩罚性远征。西南倒幕派已经开始实施类似现代的征兵制度，而幕府的军队不仅补给差，可能斗志也不是很高，毕竟他们在几个世纪里都过着和平享乐的生活。眼见自己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穷途的地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于1868年初（这是阳历的时间，按阴历来算的话应该是1867年末）]宣布辞去将军职务，“大政奉还”。

他自己在江户仍然颇受尊敬。在明治时代晚期，他结束了在静冈的长期流亡生活，受邀为江户最具象征意义的“日本桥”这座桥题词。他的题词后来被刻在了石头上，历经地震和战火而没有遭到破坏。前任将军即第十四代将军的遗孀成了浪漫崇拜的对象，这位皇家的公主出于政治目的而结婚，但在幕府最终的巨变期间拒绝离开江户。

天保八年（1837年）9月29日，德川庆喜出生于江户小石川的水户藩邸。因在男孩中排行老七，故起名为七郎。其父德川齐昭诸事异风，认为华丽轻挑的江户风土不利于养成质朴豪侠的男子气骨，故此在七郎还不到一岁时就将其送回藩地水户抚养。后来又请会泽正志斋和青山延光做七郎的老师。会泽正志斋是被视为尊王攘夷论经典著作之——《新论》一书的作者，青山延光则是藩校“弘道馆”的主任教授、史局“彰考馆”的总裁。两人将水户的学问与藩风向七郎进行了彻底的灌输。德川齐昭还认为大名的子弟应比普通武士更加刚武强健，所以督教极严。 [7]

诸子之中，德川齐昭最为赏识七郎。当时大名子弟中除嫡长子被立为世子外，庶子一般多以养子身分人继他藩。七郎五岁那一年，“御三家”中势力最大的纪州藩因嗣子缺位前来请求养子。当谋士藤田东湖向德川齐昭征询入选意见时，德川齐昭表示性情柔和的五郎较为合适，七郎要作为世子的侯补留在本藩。当时长子鹤千代早已被立为世子，老谋深算的德川齐昭以侯补的名义留下七郎，似乎不仅仅只是着眼于此，当另有所寄。 [7]

弘化四年（1847年）8月1日，幕府老中（幕阁首班）阿部正弘向水户藩传达了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的“台命”：着令七郎以养子的身分人嗣一桥德川家，继承一桥藩的事业。一桥家与田安德川家、清水德川家合称“御三卿”，是第八

德川庆喜代将军德川吉宗分封他的三个儿子而成的亲藩。从血缘关系来看，“御三卿”远比“御三家”更近，故在将军嗣子递补的顺序中处于更为优先的位置。而一桥家则为“御三卿”之首。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均出自一桥家。德川家庆的次男庆昌又曾人继一桥家为养子，更加深了一桥家与幕府将军家的渊源关系。对七郎来说，入嗣一桥家无异于登龙门，使将来继承将军之位的机会陡增。

德川家庆之所以选定七郎入继一桥家，是有其深谋远虑的。德川家庆虽育有二十九个子女，但多早年夭折，长大成人的只有德川家定。而德川家定也体弱多病，恐难为长久之计。七郎聪明英俊，德川家庆对此早有所闻。而且德川家庆的夫人来自皇族有栖川氏，与七郎的生母同出一门，两人为姊妹关系。一旦将来德川家定有事，七郎即可人而代之，是为德川家庆的伏笔所在。

对七郎出继一桥家之事，江户幕府有人颇多微词。除与其他诸家相比血脉较远外，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自水户二代德川光国以来，水户家即被视为尊王思想的渊数，七郎之父德川齐昭更是傲岸矫激。但将军德川家庆对七郎情有所钟，不为所动。

弘化四年（1847年）10月5日，七郎入江户城谒见将军德川家庆。12月1日，易服行礼，得赐家庆的“庆”字，更名为一桥庆喜，授从三品、左近卫中将，称刑部卿，成为一桥家的当主。这一年庆喜十一岁。事情的进展正如同德川齐昭所期待的那样。

嘉永六年（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四艘军舰闯人江户湾（今东京湾），以武力胁迫日本通商开国。给长期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带来极大的冲击。国中攘夷呼声骤起，反对德川幕府妥协让步的外交路线。这两股势力的论战与摩擦，构成幕末政治风云的核心。值此天下骚然之际，德川家庆病死，其子德川家定继任为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年已三十，虽两度娶妻，但未有子嗣。从其虚弱的身体状况来看，将来也不可能生育后代。于是，次代将军的人选问题就浮上议事日程。当时，“御三家”和“御三卿”中，较为合适的侯补者有两个：一个是纪州藩主德川庆福，另一个就是一桥庆喜。庆福是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之孙、现将军家定的堂兄弟，从血缘上来看，德川庆福占有优势。若在承平之年，立庆福为将军后嗣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局势动荡的幕末，一个只有八岁的孩子（庆福）显然难以承担时局赋予的重任；而以英明俊敏著称的庆喜已年逾十七，正是可以从此大显身手的时候。

幕阁老中阿部正弘、萨摩（今鹿儿岛）藩德川庆喜主岛津齐彬、越前（今福井）藩主松平春岳、宇和岛（今爱媛）藩主伊达宗城等人从大局出发，认为当此多事之秋，应重才能、轻血统，主张迎立一桥庆喜，是为“一桥派”。但将军德川家定的生母本寿院对此极力反对，认为这是水户齐昭妄图劫夺政权的阴谋，声言若立庆喜为嗣，将以自杀相抗。与其相呼应，以水野忠央为首的纪州藩势力也掀起拥立庆福的运动，是为“南纪派”。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为了达到立庆喜为嗣的目的，岛津齐彬不惜将养女笃姬（天璋院）嫁给将军家定，以期借此影响其取舍。但在此问题，本寿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安政四年（1857年）夏，庆喜的有力支持者、开明的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病死，幕府的政策日趋保守。安政五年（1858年）4月，彦根（今滋贺）藩主井伊直弼出任老中。井伊同本寿院联手，于6月25日宣布立纪州庆福为将军后嗣。“一桥派”彻底失败。 [7]

就在双方围绕人嗣问题进行激烈斗争时，世事也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安政元年（1854年），马修·佩里率舰队第二次来航，强迫日本缔结了《神奈川条约》。随后，俄、英、荷等国也相继对日本提出不平等要求。在列强的威胁下，日本一步步被迫走向开国。安政六年（1859年）6月，井伊直弼在未获得天皇救许的情况下同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按照水户学的理论，天皇为国家之主，幕府将军只不过是受天皇委托、代行政治职能的。闻知井伊擅自签约，一桥庆喜拍案而起，面责井伊。二十二岁的庆喜在政治舞台上迈出了积极的第一步。老奸巨猾的井伊直弼当时不与庆喜当面交锋，其后却骤兴大狱，严厉惩罚反对派。一桥庆喜等人受到禁闭处分，不少同时提出异议的藩士或被砍头、或遭流放。这样，继嗣拥立与尊王攘夷交织在一起，形势朝着对庆喜不利的方向发展。安政六年（1859年）7月，将军德川家定死去。立嗣斗争中的胜者、十二岁的庆福改名为德川家茂，继任为第十四代征夷大将军。这时的一桥庆喜似乎已与将军之位无缘了。 [7]

井伊直弼的残酷弹压，激怒了水户藩的武士。他们于安政七年（1860年）3月3日在江户樱田门外设伏、刺杀了井伊直弼，史称樱田门外之变。此后，控制幕府大政的老中安藤信正试图弥合与京都朝廷的分歧，致力于公（朝廷）武（幕府）合体运动，策划将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下嫁将军德川家茂。但这一政治婚姻受到尊王攘夷论者的非难。文久二年（1862年）1月，安藤信正遇刺受伤，被迫辞职。是年4月，一桥庆喜的禁

德川庆喜闭处分被解除，与人会面和书信往来的自由得以恢复。但已领略政海风险的一桥庆喜并没有轻举妄动，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这时，其父德川齐昭业已离世，人们逐渐把政治视线集中到了攘夷大本营——水户出身的一桥庆喜身上，将之视为救世之主，认为只有他才能驱除夷敌，挽大厦于将倾。对于尚无任何政治成就的一桥庆喜的这种过大评价与期待，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寄托了乱世之中人们的一种幻想。世间的这种舆论似乎也影响到了京都朝廷。文久二年（1862年）7月，天皇的敕使大原重德来到江户，传达了天皇的“睿虑”：任命一桥庆喜为将军后见职（将军辅佐）、松平春岳为政事总裁职，主持幕府事务。尽管这一人事安排的背后能看到萨摩藩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弟）的强力身影，但朝廷置喙幕府人事是前所未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川幕府权威的坠失。

一桥庆喜上任后同松平春岳联手，在横井小楠的策划下进行改革，以图刷新幕政。主要内容有：1、缓和参勤交替制。废除大名必须在江户、封地逐年轮住的参觐交代，改为每三年到江户朝觐一次，且每次只有三个月。2、改革军制。参照法国军制重编步、骑、炮兵，并从荷兰采购军舰，振兴军备；同时派遣人材留学海外，研习近代军事思想。3、设置京都守护职。当时的京都聚集了一批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下级武士、浪人，他们以“天诛”为名滥行杀戮，使京都陷于无秩序状态。一桥庆喜新任会津（今福岛）藩主松平容保为京都守护职，率精兵一千赴京，控制住局势；并藉此牵制朝廷的动向。4、改革学制，设置“藩书调所”（今东京大学前身），培养外交和西学人材。以上措施强化了一桥庆喜在德川幕府中的权力基础。

此时的京都，尊王攘夷的呼声甚嚣尘上。文久二年（1862年）10月，朝廷的攘夷督促敕使三条实美来到江户城中，要求德川幕府立即行动起来，力行攘夷。曾持攘夷论的会泽正志斋则上《时务策》，力劝一桥庆喜认清时局、实行开国政策。一桥庆喜本身对照相机、洋式马鞍等舶来品极为喜好，堪称“洋癖家”，是隐然的开国论者。故此对朝廷的攘夷命令不以为然，甚至打算到京都去说服朝廷。但被政事总裁职松平春岳所制止。孝明天皇与西南雄藩均铁心攘夷，民众舆论更是一边倒，若于此时贸然以开国论相撷抗，只能落下恶名，难以收场。所以松平春岳主张先向朝廷表明攘夷的立场，然后再徐谋他策。这样，德川幕府承诺朝廷实行攘夷，并约定征夷大将军近期赴京，共商大计。

文久三年（1863年）1月，将军后见职一桥庆喜先

日本对外攘夷之殴打外国人期入京。攘夷派浪人将人头放在一桥庆喜住宿的东愿寺门前，进行威逼与恐吓。3月，将军德川家茂上洛，又有浪人将京西等持院内室町幕府足利尊氏、足利义诠、足利义满三代将军木像的头部砍下，摆在三条大桥，予以恫吓。 [8] 力主攘夷的长州藩（今山口）与朝廷内的三条实美等相串联，策划利用4月11日天皇行幸石清水八蟠宫的机会，举行向将军授以“节刀”的仪式。“节刀”之礼本来自中国，奈良时代将军出征之际，总是由天皇下赐”节刀”，以示承命征伐。平安时代末期已被废除。这时重开此举，旨在向德川幕府施压：若承受“节刀”而不攘夷，则天下人可以违救之罪而攻之。一桥庆喜看破此棋，劝说将军德川家茂伪称生病，回避此行。被迫以代理身份随伴天皇的一桥庆喜，则趁夜间在八蟠宫山麓休息之机借口腹痛遁走，终使授与“节刀”的计谋化为泡影。 [9]

但朝廷步步进逼，要求德川幕府定下明确的攘夷日期，否则不放将军回江户。文久三年（1863年）4月20日，陷于穷地的一桥庆喜只得以将军德川家茂的名义将实行攘夷的日期定在同年5月10日。4月22日，朝廷将此日期通知在京诸位大名。既然明知攘夷不可而又不得不为之，庆喜只得虚晃一枪。但以区区二十天的时间做攘夷诸种准备，未免近于荒唐。5月8日方得以回到江户的庆喜于次日召集幕阁会议，宣布将从第二天开始实行攘夷。除强调日方决不首启战事外，其他具体措施概未涉及。5月14日，一桥庆喜向朝廷提出辞去将军后见职。此事出乎朝廷意料，当今之世能够统率群藩、抗御外夷的，除去庆喜之外别无他人，遂连发特使予以挽留；本来不喜欢庆喜的幕府阁老们也苦苦相劝，一桥庆喜只好同意。5月10日，长州藩炮击通过马关（今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和法、荷军舰，拉开了攘夷战争的帷幕。 [9]

这一时期的京都堪称阴谋之都。各种势力分化组合、折冲樽俎。攘夷过激派长州藩的举动，逐渐引发了萨摩诸藩的不安。萨摩藩岛津齐彬死后，由其异母弟岛津久光以藩主岛津忠义父亲的身份主持藩政。文久三年（1863年）8月，自江户回藩途中的岛津久光一行于横滨附近的生麦村与骑马郊游的英国人发生冲突，由此引发了萨英战争。此战虽使萨摩藩在攘夷浪潮中声名鹊起，但岛津久光也意识到以现有的国力，攘夷是不可能的。以此战为契机，萨摩藩转而实行对英国接近的方针，主张开国。 [10]

为同以长州藩为首的尊攘势力相对抗，萨摩藩与在京拥

德川庆喜有重兵的会津藩（当时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担任京都守护职）联手，会同中川宫亲王，以“清君侧”为名于文久三年（1863年）8月18日发动政变，扫除了京都内的长州藩势力。朝廷激进派三条实美等七公卿被迫流亡长州。“八月十八日政变”后，新形成的“参豫会议”担当起议论国政的角色。这是一个由幕府与雄藩组成的联合机构，构成人员有将军后见职一桥庆喜、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土佐（今高知）藩主山内丰信、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诸藩主在此前的将军继嗣问题上多属旧“一桥派”，同庆喜极有渊源。但此时的庆喜已非昔日的庆喜，以其幕府代言人的身份，所处立场也就颇为微妙。 [11]

围绕着开国还是锁国的问题，“参豫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岛津久光等人主张开国，属多数派。庆喜日益倾向于“锁国论”。后来庆喜在其晚年的谈话集《昔梦会笔记》中谈及此事时说：“此前曾屈服于长州藩的攘夷压力，这次若再视萨摩藩的马首是瞻，未免显得幕府也太无主见了。”如何维持幕府的威望，成为这一时期庆喜的行动指针。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文久四年（1864年）2月16日的“参豫会议”中，一桥庆喜终于撕破脸皮，对岛津久光、松平春岳、伊达宗城三人破口大骂。事已至此，“参豫会议”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幕府与萨摩藩的对立表面化。3月，庆喜辞去将军后见职的职务，就任新设的“禁里守卫总督”和“摄海防御指挥使”意图是要把朝廷所在的京都紧紧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6月5日，京都守护职所属的“新选组”突袭旅馆池田屋，将在此聚会的二十余名长州藩攘夷派武士尽数捕杀。 [12] 原本对庆喜只在口头上表示攘夷心存不满的攘夷派愤然宣布将庆喜列为“天诛”的目标。十天之后，庆喜的亲信平冈圆四郎被人暗杀，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这时，攘夷与否已蜕化为一种旗号，对权力的争夺才是问题的中心所在。

主词条：长州合战

八月十八日政变中落北的长州藩本来就心怀怨气，

德川庆喜闻知池田屋事件的急报后更是怒不可遏，遂挥兵入京，与幕府在御所蛤御门一带展开激战。史称“禁门之变”。初次参加实战的一桥庆喜大出风头，指挥会津等藩的军队击败长州兵。并借胜利余威，求得朝廷救令，欲远征长州藩。 [13] 这时正值为报复去年长州藩攻击美国等国船只事件，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炮击马关，史称四国舰队炮击下关事件。 [14] 长州藩处于内外受敌的苦境，只得弹压藩内尊攘派，逼率队犯京的三名家老自杀谢罪，对幕府采取恭顺的态度。四国舰队的猛烈炮火令长州醒悟到今日之天下“已非复攘夷”、而应趋向于开国。以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为首的革新派取得藩政的主导权后，认识到树立统一的国家权力才是实现开国自强的前提条件，藩论由尊王攘夷转为勤王倒幕。

一桥庆喜为巩固自己和德川幕府的统治地位，于1866年6月再次宣布征讨长州藩。但此时的德川幕府已日益弱体化，持开国论的萨摩藩不仅拒绝德川幕府的出兵要求，反而暗中支持长州藩。 [15] 后在土佐藩出身的坂本龙马等人的斡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秘密结成萨长同盟，确定共同倒幕的立场。 [16] 第二次长州合战并未像德川庆喜所期待的那样顺利展开，德川幕府方面军队屡屡失利。7月20日，二十一岁的将军德川家茂病死于征长指挥部所在的大阪城。以此为由，德川庆喜下令中止了征讨长州藩战争。 [17]

对德川庆喜向无好感的德川家茂曾留下遗言，指定”御二卿”中田安德川家的龟之助做他的继承人。但此时的龟之助只有3岁，值此内优外患之际，显然难以承担重任。无奈，幕阁只能谋求有关大名的支持，提出拥立一桥庆喜。一桥庆喜最初坚辞不就。后在提出改革弊政的条件得以满足后，才于1866年12月5日易名为德川庆喜，正式就任幕府第十五代将军。

德川庆喜继任将军之后，为摆脱困境，在法国公使罗歇尔的指导下，对幕政进行重大改革：1、军事上废除旧制度，征募农民、市民组建新式步兵；聘用法国军事教官团，开办军官学校，着手建立近代常备军。并以虾夷地（今北海道）的矿山作担保，向法国借款六百万美元，以购买军舰、武器。2、政治上改革老中制度，分幕府为国内事务、会计、外国事务、陆军、海军五局，各老中分掌一局，由首席老中统辖全国政务，以期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3、经济上设立与法国合办的公司，建造铁道，开发矿山，赋课新税。这些改革措施因幕府很快崩溃而未及全面实施，但其中大部分被后来的明治政府所采纳，可见还是部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18] 只是此时的幕府体制早已病入膏盲，回天乏术了。

时局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德川庆喜继任为将军十天

坂本龙马之后，孝明天皇突然病死。孝明天皇虽主张攘夷，但不支持倒幕，故此持开国论的倒幕派对他的存在还是有所顾忌的。孝明天皇的死，使得形势非常有利于倒幕派。庆应三年（1867年）1月9日，十五岁的睦仁亲王即位，是为明治天皇。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宫廷倒幕派控制幼帝，四处活动，同以长州藩的木户孝允、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为首的萨长倒幕派遥相呼应。 [19]

为调和幕府与倒幕派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以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及其亲信后藤象二郎为代表的妥协派，提出了一项与武装倒幕相对立的“大政奉还”的方案。“大政奉还”构想的肇始者实际上是坂本龙马。庆应三年（1867年）6月，坂本曾向后藤提出建立新国家的八条基本方针，即“船中八策”。“大政奉还”就是“船中八策”的第一条。后藤接过这个方案后又揉入自己的想法，主张幕府将军把现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天皇，而在天皇之下设立一个由将军担任议长的“大名会议”来掌握实权。以“大名会议”为上院，另从各藩选拔有识之士组成下院，用类似欧美的议会形式来运行国政。山内对此颇为欣赏，认为既可促使德川庆喜奉还政权，又可将其从危亡中挽救出来，堪称恩义两全。而在德川庆喜看来，将眼下的幕朝两元政体一元化，自己高居两院首席，控制大权，亦不失为良策。这时，倒幕派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庆应三年（1867年）9月，萨、长两藩签署了共同出兵盟约。后艺州藩（今广岛）也加入进来。10月14日清晨，岩仓具视以天皇的名义向萨、长两藩下达了“珍戮贼臣庆喜”的“讨幕密诏”。 [20]

德川庆喜觉察到倒幕派的企图，先发制人，于同一天上奏朝廷，请求将政权“奉还”给天皇。翌日，朝廷批准了庆喜的请求。倒幕派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由得捶胸顿足。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使他们失去了举兵的借口。这时的形势一片混乱，各种臆测纷飞，诸大名多采取观望的态度。幕府老中松平乘漠等开始在京都集结军队，试图以武力继续维持政权。但岩仓具视已识破庆喜大政奉还背后的意图，倒幕决心并未动摇。庆应三年（1867年）11月4日，岩仓具视秘密上奏《王政复古议》意见书，请求朝廷下达讨幕诏书。到11月底，萨摩、长州、艺州三藩的大军陆续集结于京阪地区，摆开了与幕府决战的阵式。12月9日，岩仓具视等晋见明治天皇，奏请实行“王政复古大策”。同时西乡隆盛指挥军队包围御所，发动宫廷政变。 [21] 当天下午，以天皇的名

德川庆喜逃亡江户义召开了由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参加的御前会议，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当夜，又在小御所召开三职会议，责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20]

12月10日，松平春岳等来到将军驻跸的二条城，向德川庆喜传达了小御所会议的决定。德川庆喜以城中人心动摇为由，表示不能接收。当天晚上，长州藩的先遣部队开进京都，倒幕派声势大振。德川庆喜遂于13日离开已处于劣势的京都，退往大阪城。在法国的授意下，德川庆喜外交方面也作了安排，向英、法等六国宣布遵守所签订的条约，试图使外国承认幕府政权的正统性。同时还上书朝廷，以自己为“正”、称倒幕派为“奸”，要求天皇“清君侧”。以山内丰信为代表的公武合体派也积极活动，逼岩仓让步。形势似乎又出现了转机。 [22]

此前，倒幕派为彻底推翻德川幕府，曾派浪人潜人江户，扰乱秩序，以逼使对方率先挑起战端。聚集于江户萨摩藩邸的浪人们数十人一伙，四处袭击豪家、劫夺钱财、散布谣言。12月25日忍无可忍的德川幕府一方终于放火烧毁了萨摩藩邸。消息传至大阪后，幕府方面军队士气大振，急欲一战。在此形势推动下，德川庆喜于明治元年（1868年）1月1日发布“讨萨表”。3日，以会津、桑名两藩为先锋的幕府方面军队从大阪向京都发动攻击，同萨摩、长州两藩为主力的倒幕派军队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城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经过三天血战，一万五千人的幕府军全线溃败。曾豪言决战到底的德川庆喜闻知败讯后，于6日夜携同亲信数人潜出大阪城，匆匆乘“开阳丸”军舰从海路逃回江户。 [23]

是卷土重来、再论高低，还是堰旗息鼓、认输投降，德川庆喜站在选择的十字

退位后的德川庆喜路口。德川庆喜权衡再三之后，斥退了主战派小栗忠顺、榎本武扬等决一死战的请求，采取了绝对恭顺的方针。委任胜海舟为陆军总裁、大久保忠宽为会计总裁，负责处理遗留问题。明治元年（1868年）2月12日，德川庆喜迁出江户城，避入上野东叡山宽永寺大慈院，待罪自省。接受棘手之任的胜海舟不辱使命，与倒幕派东征军总参谋西乡隆盛谈判，实现了江户的“无血开城”，使江户得以免于战火的浩劫。同时力主实行宽大政策，保全了德川庆喜的性命。德川宗家也得以延续，让田安龟之助改名为德川家达，继承德川宗家，并给以骏府城（今静冈）七十万石作棒禄。 [24] 至此，持续了二百六十四年的德川幕府退出了历史舞台。 [7]

德川庆喜虽然投降，但原德川幕府主战派的反抗并未停止。直到明治二年（1869年）2月，榎本武扬在北海道五棱郭城就擒，战事方告平息。是年9月，庆喜的“谨慎”处分得以解除，开始了在静冈的长达四十四年隐居生活。 [25] 退任将军后，德川庆喜对政治活动兴趣明显减退，连一些旧家臣因在新政府任职，他为免被人猜疑，除胜海舟、涩泽荣一以外亦尽量避嫌而不见面。反而热衷于投入摄影、狩猎、民谣歌曲研究等趣味的生活之中。他在日本的摄影史享有一定地位。这一时期的 庆喜在生 活上较为安逸，与侧室育有十男十一女。德川宗家的家督由他的养子德川家达，田安家的龟之助接任。

明治三十年（1897年）他从静冈回到东京居住。翌年他前往皇居（即前江户城）参觐明治天皇，之前他因为从小受水户藩盛行的尊王学说熏陶影响，认为自己是乱臣贼子，故一直都无意面见天皇。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根据明治天皇的旨意，庆喜从德川家达宗家分出，自立一 家，跻身华族之列，并被授予公爵称号、勋一等旭日大勋章，他被册封为公爵。 [7] 大正二年（1913年）因肺炎而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安政四年（1867年）日本孝明天皇死，明治天皇即位。12月9日

大政奉还，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德川幕府，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大政奉还的呼声刚开始的时候，德川庆喜根据目前形势，知道各强藩正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对付长州藩已经很吃力，所以虚与委蛇，假意同意大政奉还，徐图再起，或者取实弃名，暂时放弃将军之名，以观后变。土佐藩代表山内丰信提出的方案，远比德川庆喜想象的要缓和得多。这方案似乎只要德川庆喜做列藩会议的议长，其他对德川幕府的态度和要求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密敕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的奏章同时到达，萨、长两藩暂时吧密敕收起，静观德川庆喜以后的动向。德川庆喜接到“大政奉还”案之后，本想以退为进，索性把征夷大将军的职位也辞掉。朝廷因此又将讨幕行动延期，各公卿很怕会打起仗来，决定召集十万石以上的诸藩主来京都开会。于是诸藩主中反幕派和拥幕派两方都调集大军，形成对峙局面。明治元年（1868年）1月1日，德川庆喜发出《讨萨表》，以清君侧为名向倒幕派宣战，次日幕府军和佐幕各藩的军队便开始由大阪出发进军京都。鉴于兵力上的劣势，倒幕派依托京都采用战略防御态势，戊辰战争爆发。

幕府军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大败，德川庆喜逃回江户后，德川幕府内分裂成“恭顺派”和“主战派”。德川庆喜最后接受了恭顺派的主张，解雇了支持“主战派”争取法国援助进行决战主张的法国军事教官歇多万。任命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主张“绝对恭顺”的胜海舟为陆军总裁，主持幕府事务。 [26] 3月14日，幕府的恭顺派终于和官军达成江户“无血开城”的协议，规定幕府交出军舰和一切武器，德川庆喜去水户“谨慎”（幽禁），让田安龟之助（后改名为德川家达）继承德川家，仍给静冈土地70万石。至此，统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名实俱亡。 [27]

幕末武士

德川庆喜将军德川家茂时期力主征讨长州藩。文久四年（1864年）8月19日，"尊王攘夷"运动中心长州藩为驱逐德川幕府势力，出兵入京都攻打皇宫禁门，兵败。24日，天皇在德川幕府德川庆喜的策动下，以"禁门之变"为由发布征讨长州藩布告，命令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任征长总督，统率本州西南、四国和九州地区21个藩的藩兵出征。与此同时，英、美、法、荷四国借口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组成联合舰队进攻长州藩，击毁下关炮台，占领海峡一带。长州藩在内外夹击形势下被迫向德川幕府屈服，保守势力重新上台。1865年1月，长州藩倒幕志士高杉晋作率"奇兵队"起义，各地纷纷响应。倒幕派终于击败本藩保守势力，再次夺取藩政权。 [15]

庆应二年（1866年）7月18日，德川庆喜以长州藩犯上作乱、私自与外国交往为借口，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但是第二次征讨长州藩幕府毫无胜利的把握。 [28] 德川幕府纠集30个藩的兵力，在4艘军舰掩护下攻占大岛郡，企图直捣山口。23日，高杉晋作率长州藩军舰击退德川幕府海军，并乘胜于27日收复大岛郡。与此同时，井上馨率长州藩军击败幕府军主力，攻占艺州；大村益次郎率领的长州藩军经石州口之战，一举攻下滨田城。28日，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率长州藩军主力进攻小仓藩的幕府军，经多次激战占领小仓城。8月29日，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死。德川庆喜见败局已定，遂以"将军之丧"为名退兵，9月29日以天皇名义下令停战。两次征讨长州藩无功而返。

黑船来航之后，尊王攘夷的呼声甚嚣尘上，朝廷也是支持攘夷。德川庆喜对朝廷的攘夷命令不以为然，甚至打算到京都去说服朝廷，但被政事总裁职松平春岳所制止。萨英战争之后，萨摩岛津久光意识到以现有的国力，攘夷是不可能的。以此战为契机，萨摩藩转而实行对英国接近的方针，主张开国。围绕着开国还是锁国的问题，“参豫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岛津久光等人主张开国，属多数派，德川庆喜日益倾向于锁国。

与生父齐昭一样都很喜欢吃萨摩藩出产的猪肉，所以被人称为“猪德川庆喜一样“（日语：猪一様）（就是喜好猪肉的一桥大人之意，“样”在日语中是一种尊称，相当于汉语中的“XX大人”）。对西洋文物十分关心，晚年喜好面包及牛乳，对照相机及写真摄影、钓鱼、骑脚踏车、显微镜、手艺（刺绣）颇有兴趣。在将军时代曾向西周学习法语。

拥有驾驶执照，明治时期在静冈市内驾驶汽车时，曾在荞麦屋前起了交通事故的冲突。

爱好摄影，但技术不佳。虽屡次向写真杂志上投稿，却没有被采用过。与他有共同兴趣生活的友人则是庆喜的异母弟昭武。

安政二年（1855年）12月3日，德川庆喜与一条美贺结婚（维新后改名美贺子）。 [7] 与美贺之间的长女（琼光院殿池水影现大童女）於安政五年（1858年）7月16日诞生，7月20日时早逝。之后，与美贺之间再也没有生下孩子，明治年间一共诞生了10男11女，皆是与两位侧室之间所生。子女有继承德川庆喜家公爵七男庆久、胜海舟的婿养子十男精、成为伏见宫博恭王妃九女经子。而且庆久的子女有德川庆光与高松宫宣仁亲王妃喜久子。

在1868年的鸟羽伏见之战里，幕府军在兵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打了败仗，甚至于遭到了淀城藩的背叛。也是在这场战役里，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被打得一败涂地不说，在带着部队跑回了大阪后，一看战况对己方不利，连夜丢下部队逃回了江户，并在不久之后就向政府军投降了。长达264年的德川幕府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而作为末代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也没少被骂是无能之辈，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无能之辈呢？

一、二心殿下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有个绰号，叫做“二心殿下”，通常就是说这位老兄为人反复无常，好像有两颗心一样。德川庆喜某个角度有点像是袁绍，经常是早上做完决策，晚上就把自己的决策给推翻了。比如说在第二次长州征讨的时候，德川庆喜是讨伐长州的幕府军指挥，还接收了孝明天皇赠予他的节刀，这就象征着他德川庆喜也握有大义，可以说讨伐长州藩是名正言顺，兴堂堂正正之师。他本人也认为这是必胜的战役，因此就鼓舞麾下的武士们拼死作战。

因为萨摩藩拒绝参与作战，所以说德川庆喜只能从四个方向对长州藩发动机能攻，史称“四境战争”。但很可惜的是，因为幕府军准备不足，四个方向全都打了败仗，可以说幕府军是“讨贼不成反被剿”。这个时候德川庆喜的意志就有些动摇了，毕竟可能打不赢了，于是他就让胜海舟去和长州藩谈判，没等那边谈出结果呢。德川庆喜借着德川家茂去世这件事，直接和孝明天皇讨了一个停战诏书，然后收兵回去了。

如果这还只能算是二心殿下的牛刀小试，那他提议“大政奉还”之后，可就真的开始做“二心殿下”了。在朝廷下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和准备召集藩国武装讨伐幕府后，德川庆喜立刻开始联系各国使节，把外交权保留在了幕府这边。然后德川幕府就开始威胁朝廷，让朝廷承认幕府的统治权，撤回“王政复古大号令”。迫于压力的朝廷一度宣布德川幕府仍旧有合法权，掌握着日本的全国政权。

可后来西乡隆盛让潜伏在江户城里的浪人们，在江户城里纵火和袭击水户藩宅邸后。德川庆喜似乎有些忍受不了倒幕派的挑衅，直接下令起兵去京都讨伐倒幕派。然后结果我们也知道，这场仗打的是稀烂无比，甚至于被兵力劣势的倒幕派按在地上暴打。然后就发生了前文的一幕，德川庆喜在鸟羽伏见之战后鼓励部下奋战到底，然后自己在大阪偷偷坐船跑回了江户城去。仗还没怎么打呢，总大将先临阵脱逃跑了，这“二心殿下”的厉害，可真是让所有人都品味到了。

二、德川庆喜真是二心殿下？

不过如果仔细看德川庆喜的举动，我们不难发现，德川庆喜并非一个无能之辈。事实上，当时倒幕派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德川庆喜性格坚毅，智慧异于常人，同时又非常有城府。倒幕派大臣里的岩仓具视也在书信里表示，德川庆喜为人果断勇敢，志向不小，是个不可轻视的劲敌。可如果说倒幕派的其他人都是眼光不到家，错看了德川庆喜的本事。可岩仓具视总不是个无能之辈，不可能也把德川庆喜错当成劲敌吧？

另外，在德川庆喜于1867年11月9日提议“大政奉还”之后，朝廷内部反而是陷入了慌乱。虽然说长州藩和萨摩藩还建议是武装推翻幕府，可是土佐藩却开始提议“公武合体”了，等于说倒幕派自己先内乱了。这一举动固然是让倒幕派摸不到头脑，甚至于幕府派的高层也不知道自己家将军什么意思，只能调集部队做好备战工作。而原本给各藩国下达讨伐幕府密令的京都朝廷，现在也是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朝廷也不知道德川庆喜葫芦里是什么药。

常有人言“庆喜不懂政治”、“胸无大志，愚笨无知”等等，这一言论大多出自对其事迹的不知情而妄言，或是仅凭庆喜本人漠视政事便臆断如此。事实上，德川庆喜的政治手段颇为高明，战略眼光也远于常人。以下三个例子便可见一斑：

1.幕末时期进入60年代后，幕府对朝廷动向感到不安，朝廷对京都治安十分担忧，京都平静的外表下实则暗流涌动。因而幕府于1862年（文久2年）特设京都守护职，用于重建幕府威信及恢复治安。担任此职的人起初无定论，各藩大名均以财政、兵力问题推辞。而最终选定由会津藩的松平容保于文久2年闰8月1日（公元1862年9月24日）上任，当会津军队抵达京都后，军容严正军纪严明给京都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治安问题随即得到解决。深受孝明天皇盛赞，赐予御衣，为江户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格的表彰。随后又因驱逐长州乱党再受天皇赐予宸翰（感谢信）和御制（和歌），深得朝廷的倚重和幕府的信任。在京都守护职无人愿接任时，实际上是由时任将军后见职的德川庆喜任命的松平容保。松平容保对于德川庆喜要求就任京都守护请求的态度，起初和藩内的反对舆论相同，因而再三拒绝。德川庆喜便巧妙引证会津藩祖保科正之所留祖训，土津公（即保科正之过世后化为的土津神灵）御家训：“一 大君之义 需一心侍奉主君极尽忠义 不可以列国之例 自行处决国中之事 （为将军家尽忠乃第一要事，切不可效仿其他藩国行径）倘若怀有二心 便非我子孙 众人切不可遵从其命”。松平容保因祖训而不能拒绝幕府将军的要求，只得同意立即就任，为后世留下一段会津藩舍生忘死的忠义之事。

2.始于1866年（庆应2年）6月7日的第二次征长战争开始不久后幕府方便遭受惨重失败，在主战者德川家茂病死的情况下，幕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继续作战只会徒增伤亡、更多的藩停止为幕府出兵则使战况更加恶化，若是草草停战不仅不会得到长州藩的同意，还会使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危难之中，9月29日德川庆喜通过暗中操纵朝廷，借天皇名义颁发令长州藩单方面退兵的敕命，以无视敕命便成为朝敌来要挟长州藩，最终长州藩虽然取胜却也只得撤兵而无法继续扩大战果，并需为过世的将军家茂致意。而幕府方在长州军队撤离后并未宣布撤兵，直到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过世才以此为名向全国宣布撤兵令，虽然作战失败却以名正言顺的姿态终战。长州藩君臣上下尽管在军事上取胜却败于庆喜的政治手段。正如清法战争中清军胜而终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法国不胜而胜。庆喜此举尽最大努力挽救了幕府本已见底的实力和残存的威望，以停战换取了喘息的机会。若是任由家茂一类的主战派继续在战争的泥潭里翻滚，暗中援助长州藩的萨摩藩将表面化与幕府作战，观望战局的佐贺、安艺、宇和岛等藩将加入讨幕的行列，原本支持幕府的西南诸藩也不免会倒戈，大有鸟羽伏见之战时众藩背叛幕府之势。不难想象第二次征长战争迟迟得不到收尾便会演变为倒幕战争，江户幕府的灭亡将提前一年。

3.1867年9月,萨、长两藩签署了共同出兵盟约，随后安艺藩也加入进来。10月14日清晨,岩仓具视以天皇的名义向萨、长两藩下达了“殄戮贼臣庆喜”的“讨幕密诏”。德川庆喜觉察到倒幕派的企图,先发制人,于同一天上奏朝廷,请求将政权“奉还”给天皇。翌日,朝廷批准了庆喜的请求。倒幕派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由得捶胸顿足。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使他们失去了举兵的借口。这时的形势一片混乱,各种臆测纷飞,诸大名多采取观望的态度。随即幕府老中松平乘谟等旧幕府高层开始在京都集结军队,以武力继续维持政权。庆喜的这一手段便是以退为进，得知倒幕藩以接管政权为借口举兵，便自动将政权让出，消除了倒幕派发兵讨幕的正当性。而对于以德川庆喜的旧幕府，是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损失的，不仅如此，按照以土佐藩主山内丰信为主导的保幕派（公武合体派）的计划，决定让德川庆喜也加入到新政府之中，并担任 “大名会议”的议长一职来掌握实权。 如果实现，德川庆喜可谓是脱下幕府的旧袍，换上新政府的外衣，继续延续德川家对日本的统治，可谓是倒幕派的大危机。并且在大政奉还之后幕府方继续以“幕府（即日本）”的名义在大阪会见英、美、法、荷、意、普六国使节，甚至朝廷未防止洋人造访京都而依旧委任德川庆喜以日本代表的身份处理兵库开港、关税贸易等外交事务。这一手段表面上是使幕府走向消亡，而实际上是肯定了德川庆喜及德川家势力的合理地位。使戊辰战争伊始，国际上普遍采取局外中立的态度，并未承认天皇及新政府在名分上高于他们所宣扬的“幕府叛军”。

通过这几个典型的例子可以发现，庆喜在谋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审时度势，以巧妙的方式做到常人所不能做到之事，并让常人做本不会做之事，达到出乎他人意料的目的。而非沿用此前幕府常为达到目的而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是标准的以柔克刚的手段。如与第十四代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相比，不难看出家茂发号施令的方式直来直去且过于强硬，在幕府实力大不如前的幕末时代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是看似政治上软弱的德川庆喜总能取得丰硕的成就，为挽救幕府和改革国家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当时的倒幕派人士都承认德川庆喜性格刚毅, 富有才干，城府深沉，锋芒不露。如被誉为明治功臣的朝廷中倒幕派公卿的核心人物岩仓具视曾在其书信中写道: “观今将军庆喜之举止, 可谓果断、勇敢, 且志望不小, 乃一决不可轻视之劲敌。” 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庆喜大政奉还后也说: “今, 关东政令一新, 兵马之制亦颇可观, 一桥之胆略决不可侮。若今失去挽回朝政之机, 使幕府先发制人, 则实如家康之再生。 ”

但至于说德川庆喜的军事能力如何，这一点上我是认为水平一般。毕竟德川庆喜不是专业的军事家，也没有接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多是在登用将领、改革制度等这些与政治紧密接合的部分，而不在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和前线指挥一类。顺便一说，有不少并不懂军事的政治家往往想在自身并不了解的领域表现一下才能而肆意干涉作战指挥，犹如某些略懂书画皮毛的领导总想在艺术家的眼前露两手并期待着掌声一样可笑。班门弄斧的行为不仅为将领们造成麻烦，也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

可以说，德川庆喜这一招是以退为进，既然你们要武装讨伐幕府的理由，是我幕府把持政权，蔑视朝廷的威严。那我现在主动将权利还给朝廷，你们又有什么理由来对我动兵呢？仅此一招，倒幕派就没有任何借口对幕府进行征讨，甚至于土佐藩还建议在未来的“公武合体”里，让德川庆喜担任“大名会议”的“议长”。这可不是什么闲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权派。等于说德川庆喜只是归还了一个本就不多的权利，就要换来在新政府里更多的权利。

而当朝廷下达了“王政复古大号令”，要德川庆喜辞官纳地之后，德川庆喜立刻就开始会见英、美、法、荷、意、普（后来的德国）六国使节，在确保了幕府仍旧有外交权之后，他就开始和朝廷面对面的叫板，要朝廷收回“王政复古大号令”。此时因为德川庆喜先一步获得了外国势力的认可，所以朝廷反而陷入了劣势之中。所以说朝廷又不得不放低姿态，甚至承认幕府还掌握全国政权。可以说，德川庆喜这个“二心殿下”，实际上是个政治高手，让倒幕派不得不重视起来。

三、德川庆喜为何认输

如果是这样发展，德川庆喜完全可以凭借政治手段，为德川幕府在未来的新政府里获得一席之地。但既然靠政治手段可以做到，德川庆喜为什么又要发兵京都呢？原因很简单，为了获得足够的内部支持。西乡隆盛让人在江户城里纵火和袭击幕府派宅邸，这就让幕府的强硬派损失较大。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德川庆喜这个幕府将军不能做出一个让他们满意的态度，那么幕府就可能出现内部瓦解的情况，也因此德川庆喜必须做出强硬态度。

只不过德川庆喜本人，是没想过真的开打。与其说他这次是出兵和倒幕派的政府军开战，倒不如说他是去武装谈判。德川庆喜没想真的打，他更希望通过展示军队的实力，让由萨摩、长州、土佐三个藩国部队组成的政府军知难而退，给他让出一条路来，便于他能够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进入京都。并在之后去拜见他从没见过的明治天皇，以期和明治天皇达成一种和解。如果采取武力方式攻破京都的话，则难免会和当年进攻过京都的长州藩一样成为“朝敌国贼”。

可以说，德川庆喜的计划做的不错，如果成功就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取得了胜利。但很可惜的是倒幕派有心算无心，愣是巧妙布局摆了德川庆喜一道。倒幕派早就意识到这个德川庆喜不好对付，如果不能将其一举拿下，必然是让幕府卷土重来。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是不会让开道路，让幕府军能够和平进入京都，必然要挑起战火，给对方扣上一个“朝敌国贼”的帽子不可。甚至于大久保利通都预先伪造了象征大义的“锦旗”，只待战火一起就高举锦旗，宣称幕府军是乱臣贼子，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德川庆喜就意识到这仗已经没法打了，因为他的部队没有采取任何围城的措施，整个部队只能沿着大路在鸟羽和伏见与严阵以待的政府军交战。久攻不克的战局让身为政治家而非军事家德川庆喜失去了信心，遂放弃进攻开始撤退。在遭遇到淀藩国的背叛与被穷追猛打之后，撤回大阪的德川庆喜意识到仗打不下去了，故而临阵脱逃回到了江户去。至于日后“江户无血开城”那就更好解释了，因为德川庆喜意识到自己可能打不赢了，那还不如早早开城投降。

结语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确认，德川庆喜并非是一个无能之辈。所谓的“二心殿下”这个称呼，倒不如解释为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会根据形势做出判断。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不会将一个策略坚持到底，反而是让自己有些好谋无断，做事有些犹豫不决。尽管有的时候三思后行是个好事，可是犹豫不决就成了一种坏事。如果再加上他并非一个老练的军事家，在鸟羽伏见之战做出了错误的安排，那么幕府的失败也就并非说不过去了。或许说他断送了幕府并不为过，可如果说他是无能之辈就有些夸张了，只能说他运气不是特别好吧。

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家作用重大，也往往面临艰难的选择。最艰难的，就是他们的个人进退，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人荣辱，也影响历史进程。幕府的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

1866年秋天，29岁的德川庆喜被推举为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将军。彼时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幕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声望和权威严重衰退。德川庆喜就任后，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很多改革，让人耳目一新。

幕府推行了行政改革，建立起某种与内阁制相似的政府，使行政程序集中化，而且对政府部门实行正规化的薪酬制度。最能干的现代化官员得以担当大任，一位从荷兰留学归来的学者还受命草拟一份更为现代化的政府体制方案：在法院、行政部门和两院制的议会中实行分权，议会由一个上议院和一个下议院构成。军事改革也在积极推进。老式军队遭到解散，新军队采用西式军队制服。

在德川庆喜的推动下，日本外交关系开始正规化。日本与英美法等国在双方的首都建立了长期的外交机构。德川庆喜一反以前将军避而不见的做法，不仅会见外国的全体外交使节，而且用法国大餐款待。至今传世的一张照片里，德川庆喜身穿拿破仑三世赠送的西洋军装，气宇轩昂，雄姿英发。德川庆喜还把自己的幼弟派往法国参加巴黎博览会，并要求他留在那里学习几年。

1867年，德川庆喜邀请法国军队赴日帮助日本军队现代化。

德川庆喜的改革赢得了时人的赞誉。维新派领袖木户孝允赞叹道，“德川庆喜的胆略实在不容小看，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也称赞说，“庆喜所实施的体制改革，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新颖且彻底的。”

历史证明，德川庆喜的许多改革措施，足以和数年后明治政府推行的改革相媲美。假以时日，德川庆喜也可能将日本带上近代化道路。可惜的是，德川庆喜生不逢时。因为此时幕府制度已经千疮百孔，绝不是短时期就可以改革完善的。一直鼓动尊王攘夷的维新派也不乐见幕府改革成功，而是更加激进地掀起各种反对活动。特别是信任德川庆喜的孝明天皇1867年初去世后，维新派掌握了更大权力，更加紧锣密鼓地组织倒幕同盟，谋划推翻幕府。

维新派一边秘密策划出兵讨伐幕府，一边提出苛刻的“大政奉还”的要求：幕府把政权交还给朝廷。没有想到，德川庆喜很快就答应了，因为他不愿意因此引发一场内战。

至今在日本的历史书上还有一幅图画：在京都二条城（幕府将军行辕）的最大一间会见室里，最前方一人踞坐，对面许多人匍匐于地，似乎在诺诺称是。这是一百四十九年前历时一幕的真实再现。公元1867年10月14日，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辞去将军职位和头衔，将权力还给天皇。

这意味着，延续了两百六十七年的德川政权从此正式终结。只是因为没有替代性政治框架，所以德川庆喜仍然掌握着很大权力。决心推翻幕府的维新派继续步步紧逼：要求德川庆喜必须“辞官纳地”，辞职并将领地和辖区内臣民返还朝廷。这意味着要求德川庆喜无条件投降。德川庆请求缓期实行“辞官纳地”，并且为了避免冲突而退走大阪城。此时，拥护德川幕府的藩国仍然占大多数，他们要求任命德川将军为新政府的高官，参与国家大事。

可是，维新派不肯止步于此。就像维新派领袖大久保利通所说，“时至今日，若不及战，则皇国之事到此为止”。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伪造天皇诏书要求“诛杀反贼庆喜”，还命令浪人们在江户煽动骚乱，洗劫商店、放火烧毁幕府的房产，袭击警察局。一场大火烧毁了城堡中女人居住的后宫，还有人朝将军府开枪射击。

德川庆喜被逼进了死胡同。1868年1月，他率军返回京都，要向天皇进谏。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遭到了维新政府军队的伏击。战斗持续四天，最终幕府军被打散，德川庆喜逃回江户。

维新政府军队势如破竹，直逼江户城下。是继续抵抗，还是和平解决？不但德川庆喜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国家也面临巨大考验。因为直到此时，德川幕府仍然拥有巨大实力，也得到了江户市民的拥护。后来江户拥护幕府的民众自动组织“彰义队”反抗维新政府军，拥护幕府的人们还在北海道建立“虾夷共和国”，都说明支持德川幕府者大有人在。

德川庆喜逃往江户。

另外，列强仍然视幕府为日本的唯一合法政权，法国大使甚至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援助。假如德川庆喜执意抵抗，是有能力与维新政府军大战一场的。即使江户不保，还可以退向日本东北部建立割据政权。当然，如果这样做，日本必将被拖入内战之中，血流漂杵，生灵涂炭。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德川庆喜拒绝拥护者拼死一战的要求，毅然解散军队，他本人也离开江户城，住进上野宽永寺。他命幕府高管与维新政府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包括德川庆喜隐退、幕府家臣全部迁出江户城、军舰武器全数交给新政府军、交出江户城等。新政府军队顺利开进江户城，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江户无血开城”。明治天皇新政府军顺利很快地统一日本全国，开始明治维新，全面西化改革。

后来，德川庆喜被改封于骏府，领70万石地。为免被人猜疑，他一直安静地生活在远离东京的地方，直到1897年才回到东京居住。此时明治维新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日本顺利地转型为近代化国家。1913年德川庆喜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是德川幕府中寿命最长的将军。

如果在1867年德川庆喜倾全力决一死战，日本的历史肯定会被改写，至少明治维新不会那样顺利，日本甚至可能长期陷入内战。在这个意义上，德川庆喜不贪恋个人权力，不为一己之私而战，而是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力，急流勇退，就是为国家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

权力之手，握紧容易松开难。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家固然需要智慧；退出历史舞台，更考验政治家的胆识。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德川庆喜能够选择主动明快地退出历史舞台，实在令人感佩。因为当时东方国家还没有形成领导人和平交替的民主制度，政治家要么老死政坛，要么被逼退出，没有一个主动放弃权力。

从幕末到明治（一）：佩里叩关让日本认识到军事的差距、体会屈辱

从幕末到明治（二）：美国东印度舰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江户

从幕末到明治（三）：明治政府从1886年起正式进行海军的军备扩张

从幕末到明治（四）：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在下田玉泉寺挂起美国旗帜

从幕末到明治（五）：朝廷、公家社会，关白拥有比天皇更大的权力

从幕末到明治（六）：英国海军巨大阴影明显动摇了日本天皇的决定

从幕末到明治（七）：幕府、大老同水户藩摩擦，导致樱田门外之变

从幕末到明治八：水户藩士被惩处，因他们企图拥立德川庆喜为世子

从幕末到明治九：吉田松阴遗书《留魂录》，平静而满怀气魄地辞世

从幕末到明治十：民声沸腾幕府束手无策，五年半之后，幕府崩溃了

从幕末到明治11：天皇约定，幕府必须在十年内实现破约攘夷的目标

从幕末到明治12：生麦事件-英国人不避让，萨摩藩士挥刀当场死亡

从幕末到明治13：实行攘夷赶走了外国人，这在藩内引起了极大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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