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六十八年了。六十八年前的这个时刻，腥风血雨，前赴后继，多少热血青年，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交大学生穆汉祥﹑史霄雯就是众多烈士之一，他们壮怀激烈的生平事迹，已有很多记载，笔者则从家人和他们交往的侧面，来寄托对他们的缅怀。

“四二六”大逮捕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胜利渡江，23日解放南京。京沪杭卫戍司令汤恩伯八个军20余万人，陷于三野陈毅粟裕大军的重重包围，奉老蒋命作困兽犹斗，垂死挣扎。汤恩伯发布“十杀令”，军警特务横行，“飞行堡垒”呼啸而过，上海一片白色恐怖。

交大门口聚集的军警

4月26日半夜，国民党军警对全市17所大学进行大搜捕，用装甲车撞开交大后门，包围学生宿舍，按黑名单逐间搜捕。“四二六”大逮捕后直到5月初，地下党付出沉重代价。交大被列入“黑名单”的108个学生中，56名被捕，其中中共党员7人，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成员10人。交大总支委员穆汉祥（当时已调任徐汇区区委）和化工系四年级学生史霄雯被捕，在上海解放前夕的5月20日，两人一起被害于闸北公园。

穆汉祥（1924—1949），回族，天津人，中共党员。1945年考入交通大学电信管理系，先后担任中共交大总支部委员、徐汇分区委委员，负责交大学生自治会和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发动、号召同学们“面对敌人疯狂的迫害，灵活、沉着、坚决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准备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领导学生对国民党斗争，迎接解放，牺牲时年仅25岁。

穆汉祥

史霄雯（1926—1949），常州人，三青团员，1945年入读交大化学系。在历次学生运动中一直走在最前列，1947年春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列入黑名单第一名。他在狱中对穆汉祥说：“我史霄雯的血能和共产党人﹑为祖国解放事业战斗最坚定的战士的血流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光荣。”被害时年仅23岁。

史霄雯

1949年5月29日，上海解放第三天，交大学生自治会找到了烈士的遗体。6月5日全校师生迎回两烈士遗体，举行追悼大会。1950年5月烈士牺牲一周年时，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吴有训写信请陈毅市长为史、穆两烈士碑题词，陈市长题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吴有训题词：“我们誓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斗争。”

全校师生迎回两烈士遗体

“青树助学金”与“青树同学会”

穆汉祥﹑史霄雯两烈士就读交大，都由我祖父章荣初创办的“青树助学金”全额资助，史霄雯在1947年更接办了我父亲——章荣初长子章志鸿创刊的《雄风》杂志，把它办成了一本进步刊物。

《雄风》杂志

我祖父章荣初（1901-1972），浙江湖州人，1918年起在上海当学徒，1928年开设上海第一家华资印染厂，1938年开设荣丰纱厂，为上海棉纺业排名第六的大企业。抗战胜利后在家乡成立菱湖建设协会和青树基金团，请同乡人国民党中常委﹑上海市参议长潘公展为理事长，致力农村建设，开办多家工厂﹑农场﹑医院和学校，成为浙江省首富。

早在1933年，他就在故乡菱湖镇创办青树小学，抗战时被日寇焚毁，1946年重建，成为浙江省规模最齐全的中小学。同时在上海，请《新闻报》社长严谔声出面，设立了资助贫寒学生的教育基金“青树助学金”。

章荣初

章荣初1963年作的回忆录《我在旧社会的三十五年》（手稿未出版）中写道：

抗战胜利后，我在菱湖重建青树学校，此时上海各大学重新开学，那时读大学学费很高，很多成绩很好的清贫学生交不起学费，所以我委托我的朋友﹑新闻报社长严谔声办了“青树助学金”。

我定了几条原则：助学金对象是考上大学的学生，成绩优良，品行端正，家境困难。每年名额一百名，给予全部学费、书杂费和生活费用。一切事务请新闻报办理，报馆先发布消息，由学生提出申请，报馆请了黎照寰、王常等几个教授，对学生进行考查，评出受助对象，报馆派人进行家庭访问，最后定出受助名单，就可以领取连续四五年的全额学费书杂费和生活费，并对成绩特别优越的学生发给额外奖金。

几年来，受助学生从大学一年级至四年级共有四百多人，他们发起一个“青树同学会”，我在我的办公大楼腾出两个房间，供同学们聚会。另外还在新闻报馆办了一个有八间房间的实验室，供高中学生使用，这些事情都由严谔声总负责，我负担一切费用。“青树助学金”一直办到1948年底，“青树同学会”也到解放后结束了。

穆汉祥﹑史霄雯都是“青树助学金”第一届受助学生。

由陈毅市长题词的交大烈士纪念碑

章荣初长子章志鸿的回忆录《我在新中国的四十年》（手稿未出版）记叙：

1945年夏季的茶话会上，第一届“青树助学金”受助学生﹑交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周寿昌和交大学生史霄雯﹑复旦大学学生朱佐才及钱皋韵、顾素娟、何亮家，倡议成立“青树同学会”，同学们当场决定由周寿昌﹑史霄雯﹑朱佐才三人负责，并请我为会长。

我父亲很赞成，起先在天津路丰业大楼，后来在顺昌路租了一个里弄房子做会址，有图书阅览室和活动室，买了图书报刊、乒乓桌和乐器等，各校同学们都经常在这里聚会。后来这里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地点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的胜利，很大程度得力于文化界﹑青年学生和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人心所向，势不可挡，中共在大学的进步组织为上海解放所作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荣丰纱厂与杂志《雄风》

1946年，章荣初有意扶植长子章志鸿接班，安排他出任荣丰纱厂企划部主任。章志鸿的几个圣约翰大学同学，凌子钧、陈德华、余益年，和荣丰纱厂一批年轻工程师黄景园、金绳武﹑张兰彬等，志同道合，摩拳擦掌要做一番实业。

他们办了一个杂志，以“荣丰”谐音取名《雄风》，1946年6月1日创刊，聘无锡国立专修学院教务长王常教授为主编。从四十名特约撰稿人名单可看出其雄心，有圣约翰大学教授王欣夫，中央大学教授朱东润，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赵景深，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沪江大学教授俞庆棠，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舒新城，无锡国立专修学院教授朱大可，《申报》主笔储玉坤等。

《雄风》杂志创刊号

章志鸿《我在新中国的四十年》说：

我当时在我父的荣丰纺织印染厂任企划部主任，经王常教授介绍，我请了育才中学校长潘伯棠担任我的文书助手，请大同大学统计学教授陆宗蔚，负责全厂统计工作，另一位教授陶寿康负责计划工作。我负责的企划科，文人气息重，陶寿康建议我办一份公司内部月刊，定名“雄风”（“荣丰”谐音），以介绍国外企业管理知识为主，并报道公司内部计划和规章制度。

1946年8月我准备赴美留学时，青树同学会的史霄雯向我提出，1947年起由他来接办，改为科学普及月刊，对社会发行，经费仍由公司支持，我同意了。这份月刊很成功，曾发行到新疆，颇受各地学生欢迎。1950年9月我回国后，得知同学会和月刊已在上海解放后结束，并知道周寿昌已是全国青联副主席。

史霄雯是三青团员，在1949年4月国民党大逮捕中，交大学生多人被捕，其中有史霄雯和另一个青树同学穆汉祥。穆汉祥是交大共产党地下支部书记。解放前夕史﹑穆等被国民党杀害，埋在普善山庄。解放后从墓地掘出，史的尸体已腐烂，他衣袋中还藏有红领巾，交大开了追悼会，在校园建立史、穆两烈士纪念碑，我回国后特去交大拜祭。

章荣初次子章志鸣在1949年6月6日写信给在美国的兄长章志鸿说：

上海已于廿五日清晨解放，史霄雯同学已于解放前被反动派捕杀，同学公愤之极，昨日开追悼会于交大，青树亦参加并送二挽对及银元三十元。

上海解放前夕，学生纷纷走出校园游行

当时交大进步学生出版两本杂志，《激怒的铁流》由学生自治会主办，《雄风》成为新青联的刊物，1947年起由史霄雯主持，刊登进步思想的文章如介绍马克思主义等，并大力宣扬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

关于史霄雯是三青团员这点，过去一直被忽略。中国的繁荣富强﹑社会民主，是国共两党正义之士的共同目标，上海解放前夕被汤恩伯﹑毛人凤杀害的烈士中，不但有共产党人，也有不少国民党人﹑三青团员。

青树精神长存

在穆汉祥﹑史霄雯的引导下，青树同学会逐渐成为共产党外围组织，“四二六”大逮捕后，汤恩伯发现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的三百多名进步学生中，竟有七十多人属于青树同学会，因此下令逮捕章荣初。

章荣初《我在旧社会的三十五年》说：

蒋匪帮大势已去，反动当局垂死挣扎，疯狂捉人，飞行堡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上海成了恐怖世界。

一九四九年四月份，忽然消息传来，警备司令部要捉我，那时是汤恩伯在上海统治，为的是我多年前委托新闻报馆办过“青树助学金”，受助的同学有几百人，他们组织了一个“青树同学会”。同学推举我长子章志鸿为会长，这时他早已去了美国，这个“青树同学会”的很多同学都是进步学生。

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里有七十几人都是“青树同学会”的同学，交通大学为革命牺牲的两烈士也是“青树同学会”同学之一，汤恩伯查出“青树助学金”和“青树同学会”是我办的，因此要来捉我。

章荣初为浙江菱湖青树小学题词

幸亏章荣初的“先生”杜月笙和同乡老朋友潘公展等出面疏通，说明“青树助学金”和“青树同学会”只是慈善事业，与政治无关，章荣初才得幸免。

逃过了国民党末日疯狂大逮捕，5月1日章荣初去杜府致谢。杜月笙正打点行装，急匆匆登上荷兰轮船公司最后一班“宝树云号”离开上海，这是章荣初和杜月笙最后一次见面。

“青树助学金”受惠者达四百五六十人，他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学毕业，很多人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高级科技和领导人才。

2006年，菱湖中学（即章荣初创办的青树中学）庆祝建校六十周年时，青树老校友效法章荣初，成立“青树教育基金”。

青树中学老校友、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席倪煜将军即席赋诗：“十年树木弹指间，百年树人莫等闲；千载唯逢机遇好，万古长青唱和谐。”

如今，六十八年过去了，但当年烈士们为之献身的理想不会过去，穆汉祥﹑史霄雯走向刑场的坚毅身影，让人越发难忘。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