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唳九天》虐心上演，深情王爷爱上两世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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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守吉，正史无传，其事迹于传统史籍中亦罕有记载。《焦守吉墓志铭》不见于他书之著录，仅见于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其中所记，为墓主自北宋太祖至真宗时期的履历。焦守吉身为武臣，常在边境参与军政事务。此方墓志不仅可以补充北宋相关军政史料记载之缺失，更涉及许多有待进一步发覆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略作考证如下。

《续编》所收墓志，多是罗振玉实地收集而来，与《芒洛冢墓遗文》所收墓志多为宣统年间“求之厂估之往来中州者”[0]有所不同。正如编者所言：“宣统甲寅春，予既写定《芒洛冢墓遗文》。其明年夏，始游洛，复得中州近年所出志石墨本百余纸。其出芒洛间者，凡五十有六。长夏度门，手自厘辑。益以汉建宁、中平两地卷，总得五十八品。”[1]《焦守吉墓志铭》即为罗振玉于洛阳所收的一方宋代墓志拓本。据《续编》的介绍，拓片“高广各二尺四寸五分，三十八行，行三十八字，正书”[2]，当时罗振玉亦应未见墓志原石，今日也已无从查考，但藉此亦可想见其大致形制。

《续编》目录中在此条下有小字注曰：“咸平四年。”[3]据本书其他墓志的著录规则可以推知，应是墓志撰写刊刻时间的标识。但据墓志所载：“咸平庚子岁，胡马南牧，大将军屯中山。上亟遣府君往承受机密。越明年辛丑春三月六日，府君寝疾，终于中山之官舍，春秋四十有八。”[4]咸平辛丑岁即是咸平四年（1001），目录所注当是以焦守吉卒年而论。但墓志刊刻的时间，实际上要晚一些。墓志云：“夏四月，家君乞假奉灵柩以归，权厝于开封县东曰永宁之佛舍。后九年，岁在庚戌闰二月己卯四日甲寅，始归葬于西京洛阳县尹村先太尉之茔。”[5]可知，焦守吉去世后，先被存置于寺院之中。九年后，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才归葬祖茔。墓志撰写的时间，应以此为最早之时限[6]。

此方墓志铭原题为《大宋故寄班左侍禁□府君墓志铭并序》，墓主姓氏原缺。因此，需要根据墓志中所载亲属名讳、事迹等予以确认。墓志追溯其父祖时曰：“三代祖讳虔，始事朱梁，有翊赞功，为汝州刺史，赠太子少师。祖讳继勋，晋天复[7]元年从高祖都汴。累迁至相州节度使、检校太尉、西京留守。”[8]五代宋初武将名继勋者甚多，如皇甫继勋、王继勋、李继勋、焦继勋等。但皇甫继勋，“江州节度使晖之子”[9]，为南唐将领，故可首先排除。王继勋，《宋史》中即有二人有传。一为陕州平陆人，官至道州刺史[10]，后卒于贺州道行营马步军都监任上[11]，并未有节钺之授。一为“彰德节度饶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12]，虽在开宝三年（970）命其分司西京，但并非西京留守之职，且“性凶率无赖”，“所为多不法”，未及太尉、节度使之位。家世与墓志中所载亦不合。故以上二人亦均可排除。李继勋，虽然“宋初加检校太尉”[13]，但活动区域多集中于宋辽边境，亦未有在洛阳任职之经历。以上数人之中，仅有焦继勋之事迹与墓志所载相合。

据《宋史·焦继勋传》记载：“焦继勋，字成绩，许州长社人……晋祖镇太原，继勋以儒服谒见。晋祖与语，悦之，留帐下。天福初，授皇城兼宫苑使，迁武德使。”[14]可知焦继勋在石敬瑭镇守太原时便已投在军中，石敬瑭称帝时，焦继勋已经崭露头角了。至于“累迁至相州节度使、检校太尉、西京留守”，则是在宋太祖、太宗时期。“焦继勋，我太祖幸洛之岁，降麻授相州节钺而终。”[15]《洛阳搢绅旧闻记》所记较为笼统，亦不准确。《宋史》本传记载略详：“太祖将幸洛，遣庄宅使王仁珪、内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阳宫，命继勋董其役。车驾还，嘉其干力，召见褒赏，以为彰德军节度，仍知留府事……继勋以太平兴国三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尉。”[16]《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有相同的记载[17]。“相州，望邺郡，彰德军节度。”[18]可知，焦继勋于开宝九年宋太祖幸洛时拜彰德军节度使，宋太宗时卒赠太尉。传世史籍所载焦继勋之事迹与墓志描述大致相符，墓主之祖父当为焦继勋。

另外，本篇墓志铭的撰者落款为：“侄男前进士宗古撰并书。”[19]此处所云宗古，亦应为焦宗古。据李昭遘所撰墓志铭记载：“君讳宗古，字希彭。其先颍阴人，今占数于开封之籍。赠太子少师讳虔之曾孙，彰德军节度使、赠太尉继勋之孙，神武军大将军致仕讳守节之子。始八岁隶进士业，已善属辞。祥符初，一上中第，试校书郎，调宿州符离簿。”[20]可见，焦宗古墓志所载家族成员与本篇墓志铭亦相吻合。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及第，称前进士更无不可。由此，则可认定墓主即为焦守吉无疑了。

墓主讳守吉，字寡辞，事迹不载于传世史籍。据墓志所记，焦守吉以焦继勋恩荫入仕：“我宋开宝癸酉岁，太祖皇帝始郊上帝于圆丘，以太尉判留府，乃奏补右班殿直。”[21]即焦守吉在宋太祖开宝六年获荫武职右班殿直。但墓志中关于宋太祖始郊上帝于圆丘的说法似乎并不准确。据《宋会要辑稿》：“宋初，因旧制，每岁冬至圆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皇地祇位作坛于国城之南熏门外。”[22]所谓宋初，虽略显模糊。但其他许多史籍中均有太祖大祀南郊，合祭天地于圆丘的记载，时限最早并不在开宝年间，而是在乾德元年（963）十一月。《宋史·礼志》亦云：“太祖乾德元年，始有事于南郊。”[23]则郊上帝于圆丘应以乾德元年为最早。

焦守吉一生仕宦履历并不显耀，主要事迹亦仅限于几次奉命出使，但“府君凡奉使皆有异等之效”[24]。首次奉使是往宋辽边境地区：“是时，北戎未弭，孙全兴镇雄州立军功。太祖皇帝亲袖制书，亟择信使，将行懋赏。因召府君曰：‘以尔将家子，可以光朕皇华之命也。’使回，果称旨。”[25]北宋初年，宋辽之间保持了一段不战不和、亦战亦和的状态，孙全兴镇守雄州时期，正是这一状态的转折点。宋太祖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于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其略云：‘两朝初无纎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不亦休哉！’辛丑，全兴以琮书来上。上命全兴答书，并修好焉。”[26]《辽史》亦有相关记载：“（保宁）六年春正月癸未，幸南京。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与宋议和。”[27]但宋辽文献就主动议和的记载相互矛盾，现代学者亦各持己见[28]。这一问题无关本文宏旨，故无需就此进行深入讨论。从太祖“亲袖制书，亟择信使”的反应来看，应是针对孙全兴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懋赏。焦守吉并未直接参与宋辽之间的议和活动，仅作为天子信使，对促成此事的守将孙全兴进行褒奖，传达宋太祖允答议和之意。

此后，由于焦继勋“在留府不豫”，焦守吉表乞侍养。再次出使之时，则已是宋太宗淳化五年（994）了。“迁贼犯塞，朝廷既命将陈旅，思得有远略者就察其事。于是，府君首豫选。既至止，虏尚侵轶。会我军垂翼，府君匿于𨫼子山，至于马绝蒭饮，人掘鼠而食者凡数日，虏却得免。悉以事宜上之。太宗皇帝闻而嘉叹，擢为寄班祗候。”[29]此次乃是往西北督战，源自环州、灵州及诸多堡寨遭李继迁围攻。“朝廷既命将陈旅”，则出使应是在淳化五年春正月癸酉“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尚食使尹继伦为都监，以诛保吉”[30]之后。同年三月戊辰，“赵保忠闻李继隆将兵来讨赵保吉，乃先携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与保吉解仇，贡马五十匹，乞罢兵。上怒，立遣中使命继隆移兵击保忠。于是继隆兵压境，保忠反为保吉所图。”[31]李继隆出兵，并未经过太多战斗，很快进入夏州，擒获赵保忠，李继迁远遁，夏州城也为宋所隳。关于遣使的记载，亦仅见三月戊辰一次，且所遣为中使。焦守吉既为“首豫选”，则当在李继隆移兵压境之前，先期到达，故有“我军垂翼，匿于𨫼子山”的被动局面。

至道二年（996），焦守吉还曾被委以兵柄，前往秦陇间平盗，“数日殆尽”，惜于史无征。至道三年，真宗初即位，王小波、李顺起义刚刚平定，川蜀局势仍时有动荡，且信息不畅，焦守吉奉使前往。“至蜀未朞月，会巡检使韩景祐所部军官近千人忽树党効逆，肆掠郡邑。府君与招安使上官正讨平之。”[32]据《宋史·真宗本纪》所载，韩景祐部下刘旴叛乱平定，事在至道三年八月庚申，“旴自起至灭凡十日”，时间并不长，则焦守吉亦应在此月入蜀观察。关于平叛的过程，《长编》记载较详：

是月，西川都廵检使韩景祐行部至怀安，帐下广武卒刘旴谋作乱，夜率众袭景祐，逾垣获免。旴遂掠怀安，破汉州及永康军、蜀州，所至城邑，望风奔溃。时益州钤辖马知节亦兼诸州都廵检，领兵三百追旴，至蜀州，与之角斗，自未至亥，贼惧走卭州。招安使上官正飞书召知节还成都计议，知节曰：“贼党已踰三千，若破卭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军虽倍，制从过程之亦劳。不如出兵迎击，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升镇，与贼遇。而正亦寻领军至，共击斩旴，其党悉平。[33]

从平叛过程来看，上官正部仅参与了最后的决战。而且，“正始无出兵意，知益州张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34]焦守吉时应在上官正军中，故墓志中言：“府君与招安使上官正讨平之，既入朝，赏未行，正举之曰：‘此之不奖，则后何以激其有功者？’”[35]。但就平叛中的表现而言，的确有些“恩未至矣”之嫌，故真宗虽拟加左侍禁，而最终亦未能成行。

两年之后，焦守吉最后一次出使。“咸平庚子岁，胡马南牧，大将军屯中山，上亟遣府君往承受机密。越明年辛丑春三月六日，府君寝疾，终于中山之官舍。”[36]此条材料所载史事略显模糊。据《长编》记载，咸平二年秋七月，“上闻契丹将入寇，甲申，以马步军都虞候、忠武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37]墓主似为此时奉命前往中山傅潜屯驻之处。但是，契丹入寇，时在真宗咸平二年己亥秋八月。十月甲寅，真宗御驾亲征。三年庚子岁，契丹则已纵掠而去，至正月九日丁亥，残部业已“遁逃出境”。则焦守吉出使则已在契丹将去之时。而傅潜拥步骑八万余，畏懦怯战，导致康保裔战死。真宗大怒，“乃遣高琼单骑即军中代之”[38]。咸平三年正月七日乙酉，诏削夺傅潜官爵，流房州。即便是年初真宗便“亟遣府君往承受机密”，在傅潜营中亦不过数日而已。据墓志所载，焦守吉在中山任职一年有余，则高琼代傅潜之后，焦守吉继续留任。此后，“咸平三年，又为泾原、环庆两路都部署兼安抚使，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改镇、定、高阳关都部署，三路都排阵使。契丹掠中山，汉忠率诸将阵于野，契丹遁，追斩甚众，获其贵将。”[39]即王汉忠亦曾在此任职。直至咸平四年秋七月己卯，为王显所代。焦守吉即是在王汉忠任内寝疾而终。

焦守吉一生的经历，最初为宋太祖信使前往雄州；继而在太宗朝往宋夏边境“就察其事”，被擢为内侍，“日在禁密承睿旨”；真宗朝先因“邛蜀地远，虽下有堕斁之政，民积迈轴之患，不可具悉，复遣府君往观察焉”，终以胡马南牧，“亟遣府君承受机密”，均为天子使节，视军政、察边事，构建了君主与疆埸之间的信息通道。据研究，宋代走马承受制度应形成于宋太宗至道年间[40]。而焦守吉正是生活在此一时期。其事迹，则可以为走马承受群体的研究增添一个新的典型案例。

关于焦继勋家族的世系，传统史籍中的记载虽然并不丰富，但相当一致，并未见到相互抵牾之处。《宋史》卷二六一即有焦继勋之传记，《焦守节传》亦附于其后。《焦继勋传》明确注明“子守节”[41]。《长编》亦载“守节，继勋子也。”[42]《隆平集》亦有传记称：“焦守节，字秉节[43]，以父彰武军节度使继勋遗奏补殿直。”[44]

但是，焦守吉墓志铭却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焦氏家族世系：

三代祖讳虔，始事朱梁，有翊赞功，为汝州刺史，赠太子少师。祖讳继勋，晋天复（福）元年从高祖都汴，累迁至相州节度使、检校太尉、西京留守。太尉生二男，长讳忠，早亡；次讳珪，尚黄老术，志不仕，卒赠银青光禄大夫、右内率府副率。伯父讳守吉，字寡辞，即副率之长子也……今宗古家君，即副率之次子也。[45]

从中可见，焦守节与墓主焦守吉弟兄实为焦继勋之孙，而非继勋之子，其父辈如焦忠、焦珪等则为传统史籍所隐没。

考虑到墓志铭的撰写者为墓主侄子、前进士焦宗古，对于自己家族成员的记载不应出错，墓志铭所载焦氏家族世系当较《宋史》等传世史籍更为可信。

通过对焦氏家族成员生活年代的考证，可以得到更有力的佐证。正如墓志所言，焦氏自得姓以来之世系，“然而时既远，谱牒磨灭，不复可录”。三代祖焦虔，记载亦仅见于此方墓志，无从考证。但是，自焦继勋之后，家族成员的记载渐多，生平事迹亦大多可以考见。焦继勋事迹已如前述，卒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十八。据此推算，其生年当在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墓主焦守吉则是卒于真宗咸平辛丑岁，即咸平四年，“春秋四十有八”，则其生年应为后周显德元年（954）。

其弟焦守节生年不详，但亦应在显德元年后。据其“卒年七十六”[46]推算，焦守节应卒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以后。传世史籍中关于焦守节的记载，以仁宗天圣六年为最晚：“广南西路转运使言交趾入寇，已令都同巡检领兵及发溪洞丁追取所略户口。诏如不尽还所略，即与邕州知州会兵讨捕之。时文思使焦守节知邕州，遣人入交趾，谕以利害，公藴拜章谢。”[47]但是，此条材料中所载文思使焦守节知邕州，实为误记。

据《东都事略·曹克明传》载：“会交趾李公藴寇邕州，改文思使，知邕州。时克明老矣，或劝以不宜南去。克明曰：‘天子不以吾衰老，委之边事，安可止耶。’至则遣人入交趾，谕以利害。公藴上章谢罪。迁西上閤门使，复知鼎州，卒，年七十二。”[48]《宋史·曹克明传》中虽无“不宜南去”语，但其他文字大同小异。可见，《长编》与诸多传记所载不符。

据《宋史》本传记载，曹克明，字尧卿，雅州百丈人，长期在西南边地任职。真宗景德中，即改供备库副使、知邕州，抵御左右江蛮洞入寇。后平定宜州军校陈进的叛乱，迁供备库使，江淮两浙都大提举捉贼，领平州刺史。平抚水蛮之叛，会交趾李公蕴入寇，以文思使复知邕州[49]。可知，曹克明长期在南部边地履职，官阶亦不甚高，平定交趾入寇后才迁转入横行。

而焦守节长期在京师任职，并无任职邕州的记录。据《宋史·焦守节传》记载，焦守节初补左班殿直，选为江、淮南路探访，还奏称旨，擢閤门祗候。真宗咸平年间，讨施、夔州叛蛮，迁閤门通事舍人。此后，焦守节未能顺利迁入横行，而是自衣库副使迁宫苑副使，再迁皇城副使，在东西班间迁转。大中祥符七年，又坐假军匠与德润治第，为东上閤门使魏昭亮所发，而遭削一任官[50]。但真宗天禧三年（1019），焦守节便已迁客省副使，此后更是“三迁东上閤门使，加荣州刺史”[51]。即在其“数请补外”之前，焦守节已进入横行序列，并曾历知襄、邓、汝三州，再迁四方馆使，以右神武大将军致仕。可见，就官职的叙迁而言，焦守节亦不相符。

另据焦守节长子焦宗说的墓志铭记载：“君天圣中以父任为右班殿直，监内柴炭库门，后监明州盐仓。”[52]据仁宗前期武官荫补子弟恩例，“客省使、引进使、防御使、团练使、四方馆使、枢密都承旨、閤门使，子为右班殿直”[53]，则焦守节在仁宗天圣年间已迁横行正使无疑，断无再改文思使的可能。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焦守节的生卒年月，但生活时代则大致可以框定。而焦守吉、焦守节兄弟与焦继勋之间年龄相差半个世纪有余，年齿之差明显超越了正常的父子两代。虽然，焦忠、焦珪二人不见诸史籍，前者早夭，后者亦仅在墓志中有卒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乙酉的记载。但是，墓志铭中所载焦继勋，焦珪，焦守吉、守节的家族世系，较传世史籍所载，更为符合常理。而《隆平集》与《宋史》等多取材于官修史籍，则更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选择性的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焦宗说墓志铭中亦记有相关的内容：“君讳宗说，字梦臣。曾祖讳虔，帐前都统军，赠太子少师。祖讳继勋，彰德军节度使，赠太尉。考讳守节，四方馆使、荣州刺史，赠右武卫上将军。”[54]其中所记家世与前引焦宗古墓志铭中相同，亦与《宋史》等传世文献相符。不过，无论是焦宗说墓志铭的撰者李昭文，抑或焦宗古墓志铭的撰者李昭遘，与焦氏的关系均缺乏明确记载，二者对焦氏世系是否熟悉亦无从考证。而作为“姻娅之末”[55]的李昭玘，因“尝闻其始终”，故所撰墓志，较之前述二者，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焦氏家族信息，以助于我们后续的分析。

中国古代“以孙为子”的现象颇为常见，在唐宋史籍中相关记载尤多，可为中国伦常史上的一怪现状[56]。既有如“文敬太子謜，顺宗之子。德宗爱之，命为子”[57]因祖父宠爱而升行者，又有如“谏议大夫赵湘以孙为子，奏授京官”[58]出自家族利益考虑而舞弊的案例。

据墓志所载，焦守吉给人以“性厚重，善骑射，凡进止必中礼。每朝夕问安，则下气怡声，以奉颜色”[59]的形象。“繇是，为太尉之所钟爱”一语，则更进一步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惜未见其他记载佐证。而墓主是在郊祀大礼时为焦继勋奏补为右班殿直，其弟焦守节亦因焦继勋遗奏补左班殿直，是否为“以孙为子，取为高荫”之举，亦于史无征。但以常理度之，似无需如此。焦继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获赐“推诚奉国翊戴”功臣[60]，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开宝八年又与宋太祖缔结姻亲，焦继勋的家族世系更应无秘密可言。诈冒资荫之事，似无必要且难以掩饰。

驸马升行是宋代较为常见的以孙为子的现象。真宗咸平五年，鲁国长公主下嫁柴禹锡之孙宗庆，“特升其行，令禹锡子之。”[61]咸平六年，懿贤长公主下嫁王溥孙贻永，“贻永以祖为父，如柴宗庆例。”[62]大中祥符元年，隋国长公主下嫁李崇矩之孙，“初止名勖，上益以遵字，而升为崇矩子焉。”[63]“遵勖以祖为父，如王贻永例。”[64]驸马尚主而升行，在英宗朝曾一度被认为是为了避姑舅之尊的“国家旧制”。但据学者研究，所谓驸马升行，仅见于上述三例异辈为婚的情况，且限于真宗一朝，只是作为平衡公主、驸马辈分，维系皇室权威的一种权宜之计[65]。

焦继勋以孙为子，是否亦因尚主而升行？虽然焦氏“联姻王室，喧嚇贵盛”，但史籍中并未见焦氏子孙尚帝女的记载。焦氏与北宋王室的联姻，始于宋太祖开宝八年，据《宋会要辑稿》载：“七月二十日，纳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女为德芳妇，出閤就第。”[66]但《宋故宜春县主赵氏墓志铭》中的记载却略有不同：“唯焦氏之先，翊戴艺祖，削平区夏。其后乘舆幸洛，特以□女联姻帝室，终始顾遇不少衰。逮后之子孙，克绍厥绪，缙绅奕奕，为□□族系之冠，而国家亲礼不替，故与宗枝世为婚姻，罔有疑问。”[67]所谓焦氏之先，自是指焦继勋无疑。“特以□女联姻帝室”，“女”字前一字因原碑破损，难以辨识，但就语境言之，应为“孙”字为宜。

据《宋史》本传记载：“秦康惠王德芳，开宝九年出閤，授贵州防御使[68]。太平兴国元年，授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三年冬，加检校太尉。六年三月，寝疾，薨，年二十三。”[69]由此推算，赵德芳生年应为后周显德六年，则“德芳以开宝八年七月娶焦继勋女出閤，时年十七”[70]，与墓主焦守吉可算是同龄人。如此，赵德芳纳焦继勋女为妇，虽并非不可能，但却不由得让人生疑。“特以孙女联姻帝室”，则于年龄上更为般配，当是。

如此，焦继勋的以孙为子与北宋时的驸马升行呈现出颇为相似之处。前已述及，焦继勋生于唐昭宗天复元年，卒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而宋太祖赵匡胤“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71]，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崩于万岁殿，年五十。”[72]。可知，赵匡胤与焦继勋年龄相差二十有六岁，实为两辈人。焦继勋长子焦忠，生卒年不详。次子焦珪，亦仅知卒于宋太宗雍熙二年乙酉，生年亦于史无征。通过焦继勋与焦守吉的出生年份及年龄差，我们可推算出焦珪应当与宋太祖年龄大致相仿。如此，赵德芳与焦继勋孙女的婚姻，自然会使得赵匡胤与焦继勋君臣之间的行辈失衡。这与宋太宗诸女下嫁柴禹锡、王溥、李崇矩之孙时所遇到的问题相似。宋太祖将焦继勋孙女升行为其女，又将焦守节升行为其子，实乃始作俑者。

就史料记载来看，焦守吉育有三子一女，“其长曰宗嗣，好儒雅，见任大理评事；次曰宗简，能干事，有府君之风；次曰宗彝，幼而始学。其女聘故太子太师王溥孙、太庙斋郎涣。”[73]焦守节九子，但事迹可考者仅焦宗说、宗古二人[74]。焦宗说“始娶尹氏，先君而亡。继娶谏议大夫李公韶之女。”[75]焦宗古娶薛氏，为内客省使薛继昭之第二女。可知，焦氏宗字辈并未见有迎娶宗室的记录。

“而国家亲礼不替，故与宗枝世为婚姻。”焦氏世字辈及叔字辈与宗室联姻的记载则较多。如焦世隆，曾先后两娶宗女。首娶乐平郡君，但仅享年三十有六，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日卒于京师。熙宁五年（1072），再娶宜春县主。焦世隆膝下七男：“长南叔，供备库副使；次颜叔，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监西京中岳庙；次恭叔，前濠州录事参军；次明叔，左班殿直；次介叔，三班奉职，早亡；次庄叔、师叔，并三班奉职。”[76]四女：“长适成州防御使令轨，次适恩州防御使仲篪，次适国学进士刘炳，次适右千牛卫将军仲葳。”[77]可见，焦世隆诸子之中，并未见有婚配的记载，但四女中却有三人与宗室联姻。焦宗古孙男四人中，长孙平叔，“幼在夫人膝下，亦所钟爱，尚宗室女。”[78]根据以上焦氏与宗室纷杂的姻亲关系，可以绘制表格展示如下：

行辈

焦氏世系

太祖世系

太宗世系

一

焦继勋

赵匡胤

赵光义

二

焦守□

德昭

元佐

元偓

元佐

元份

三

焦宗□

惟吉

允升

允弼

允成

允让

四

焦世隆

守巽

乐平郡君

宜春县主

宗仁

宗藎

五

焦世隆女

世清

仲篪

仲葳

六

令轨

表一焦氏与北宋皇室世系对比表[79]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焦世隆与宗室的姻亲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文献所载之焦守节这一辈升行的基础之上。其首娶之乐平郡君，“太宗皇帝之曾孙，魏王元佐之孙，平阳郡王允升之第二十一女也。”[80]再娶之宜春县主，“乃太宗皇帝之曾孙，韩王元偓之孙，相王允弼之第七女也。”[81]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焦世隆具体出自焦氏哪一房已无从考证。但是，据其妻宜春县主墓志所载：“唯焦氏之先，翊戴艺祖，削平区夏。其后乘舆幸洛，特以□女联姻帝室，终始顾遇不少衰。”[82]基本可以确定焦世隆为焦继勋之后裔。

其行辈，亦可与焦宗说三子世卿、世安及世宁相印证，唯与焦宗古子从约不同。从约不联“世”字，确有蹊跷。焦宗古妻薛氏墓志铭记载：“男曰从约，内藏库使，亦先夫人而卒。夫人性本纯孝，惟兹一子，暨鞠育之，尤甚慈爱。”又记曰：“女一人，适閤门副使杨宗说”[83]。然而，焦宗古墓志铭却仅记：“娶薛氏，封寿安县君。二女，长适东头供养（奉）官、閤门祗候杨宗说，次在室。”[84]未见有男嗣。可以推知，焦宗古与薛氏仅育有一女，次女应为庶出。而从约，则极有可能为薛氏所领养，而非焦宗古亲生。如此，焦世隆在焦氏家族中的行辈即可准确定位。

焦世隆三女所适之宗子，行辈上则略有差异。据《右武卫大将军恩州防御使第十女墓记》所载：“右武卫大将军、恩州防御使仲箎第十女，赠镇江军节度使兼中书令郇国公允成之曾孙，赠虔州观察使南康侯宗仁之孙，母同安县君焦氏。”[85]可知，恩州防御使仲篪父宗仁，祖允成，属太宗长子、汉王元佐一房[86]。仲葳乃建王宗藎之第四子，濮安懿王允让之孙，属太宗四子商王元份一房[87]。仲篪、仲葳与乐平郡君、宜春县主均为姑侄关系，二人与焦世隆次女之间姑表兄妹平辈为婚，并未引起行辈的紊乱。

但焦世隆长女与令轨的姻亲，却在行辈上出现了差异。据《宋史·宗室世系表》所载，令轨父世清，祖楚国公守巽，曾祖冀王惟吉，乃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一房宗子[88]。以赵宋宗室世系而言，令轨与乐平郡君、宜春县主份属祖孙。则焦世隆长女与令轨之间实乃异辈为婚。自焦守节升行后的焦氏家族世系而言，焦世隆长女与令轨之间仍存在同样的辈分差异。但若将焦珪算入，暂时忽略燕王德昭、秦王德芳兄弟与焦守节之间的行辈问题，则焦世隆长女与令轨之间则又可归为平辈。

焦宗古子从约的婚姻亦与此颇为类似。据《宋会要辑稿》载：“皇祐元年三月二十三日，魏国大长公主婿、内藏库副使焦从约赠内藏库使。”[89]魏国大长公主即李遵勖所尚之太宗第八女，焦从约即其婿。若从宗室世系角度来看，则焦氏与太祖、太宗系之行辈伦理则极为混乱。李崇矩“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赠太尉，谥元靖”[90]，则知其生于后唐同光二年（924），与焦珪为平辈。则自焦、李两家的联姻而言，李遵勖与焦宗古之间的儿女婚姻便自然而合乎伦常。也就是说，摒弃了因与皇室婚姻而升行的干扰，焦、李两家在世系行辈上一直维系着平辈为婚的正常秩序。而墓主焦守吉之女与王溥之孙王涣的婚姻，亦与从约之婚姻类似，兹不赘述。

综上可见，焦氏子孙在与太宗一系的联姻过程中，大致维系了焦守节升行后的家族世系，从而使得焦忠、焦珪一辈人淡出了浩瀚之史籍。但与太祖后裔的婚姻以及与李氏、王氏家族的姻亲，仍能隐约体现出实际的家族昭穆次序。焦守吉墓志的记载，则为我们解开了焦氏家族世系的谜团。

焦守吉墓志载：“开宝戊寅岁，太尉薨，府君朝夕号慕殆绝。后八年，岁在乙酉，副率婴疾，府君躬侍罔怠，目不交睫，药非亲尝不进。”[91]但是，开宝为宋太祖年号，干支纪年自戊辰至丙子，共计九年，并无戊寅年。据前引《宋史》本传，我们已知焦继勋“以太平兴国三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尉”，而太平兴国三年即为戊寅岁。由此可知，墓志中“开宝戊寅”当为“太平兴国戊寅”之误。

年号的舛误，在浩瀚的史籍中时或有之，但此处显非墓志刻工所为。那么，是否为墓志撰者误写？前已述及，此方墓志铭之撰者乃墓主侄子焦宗古，“始八岁隶进士业，已善属辞。祥符初，一上中第。”既为进士，则不应对改元之事如此隔膜。而且，正如《宋史·太宗本纪》中史官之论赞：“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92]太宗不逾年而改元太平兴国，时论多有批评，焦宗古不应没有了解。再者，戊寅年已是太平兴国三年，即使改元事在开宝九年十二月，但距戊寅年亦应有近两年之久，更无致误之由。则“开宝戊寅”之说，并非墓志撰者所误写[93]，而极有可能是有意为之。

考虑到宋初太祖与太宗之间并不正常的继承关系，这个纪年的错误便具备了极为敏感的政治色彩。众所周知，“年号纪元自武帝始，上至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94]自太初元年汉武帝创立“名年建元”之法，年号便成为君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直以建元之号加于天下而已，所以同万国而一民也。而后世推次，以为王者相继之统”[95]。而改元亦获得了新民耳目、与民更始的政治意义[96]。同时，对于年号的接受与否，也就可视为对新的统治秩序是否承认的标志。拒用新政权年号、不奉正朔者屡见不鲜，尤以政权交替时期为多。如晋宋之际之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97]宋亡后，郑思肖所著《心史》，以恭帝德祐纪年。元朝至元二十年，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率头陀军反元，仍沿用南宋祥兴年号。明清更迭，这一现象更为普遍，流落海外的明朝遗民，甚至周边藩属国都在相当长的时段沿用了明朝或南明年号。至晚清时，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并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等多种新的纪年方式[98]。

焦继勋为宋太祖之翊戴功臣，又是姻亲，政治上自然是倾向于太祖一系。虽然史籍中关于焦继勋与宋太宗交往之记载较为罕见，但通过迁都洛阳之争，二者仍能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迁都洛阳的目的，除了避开辽朝锋芒外，脱离赵光义根深蒂固的东京开封府，也是一种因素，故遭到了赵光义一党的大力反对[99]。而极力为宋太祖经营“洛阳宫室壮丽”者，正是焦继勋。“再授旄钺，亦以德芳故也”，亦彰显了宋太祖于西京培植德芳势力的企图[100]。太祖初晏驾，孝章宋皇后召德芳入宫之举，亦隐含着德芳为既定继承人的事实真相[101]。而德芳为焦继勋婿，使得其政治地位更为敏感。学者研究指出，宋太宗即位后对宋太祖的政治势力有过清除行动，亲信将领先后遭撤换，并离奇死亡。太祖二子德昭被逼自刎，德芳亦英年早逝，颇为可疑[102]。史籍中对太平兴国年间焦继勋事迹的记载阙如，此方墓志中所载“会太尉在留府不豫，府君复表乞侍左右”，则不能不令人生疑，是否为太宗即位后的政治形势所迫。

墓主焦守吉自“复表乞侍左右”之后，至太宗淳化五年（994）甲午岁才有出使的记载。即墓主于宋太宗在位前十八年政治上一直默默无闻。这与宋太祖时“可以光朕皇华之命”的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政治生涯亦颇为坎坷，虽然年二十即荫补为右班殿直，但年逾不惑才被擢为寄班祗候，至真宗朝仍求左侍禁而不得。焦宗古亦为其叹息：“府君徒能垂贤者之名，而终戹于天命也。”[103]政局之变换，对焦守吉个人的政治生涯影响可见一斑。

“开宝戊寅”的纪年方式，究其原因，是否源自焦宗古个人的情感因素或政治立场，已难以考实。但就墓主与焦继勋祖孙的政治身份与遭际而言，更似是焦宗古的秉笔直书。

“维焦氏之族，望于京国，门阀高显，居养盛强”[104]，但是，就史籍的记载而言，关于焦氏及其家族成员的信息并不丰富，更欠完整。甚至，其家族中唯一进士出身的焦宗古，相关材料亦十分稀少。虽然“特工诗咏，为□□翰林刘侍郎所知”[105]，但是，除此方墓志外，焦宗古却仅有数句不完整的诗文警句留存。同时，传世文献中对焦氏家族成员事迹的记载亦有不少讹误或张冠李戴之处，使人不禁联想到宋朝官史失载赵德芳生母的情况[106]。此方《大宋故寄班左侍禁□府君墓志铭》，虽面世百余年来无人问津，却为我们提供了传统史籍失载的几位焦氏家族成员的相关信息，焦守吉虽籍籍无名，却是走马承受制度化过程的经历者。焦珪虽“志不仕”，亦可弥补焦氏家族世系的缺环，深化我们对宋代武将与皇室联姻升行问题的认知。墓志中“开宝戊寅”这一敏感的纪年方式，可以看作焦氏对太祖、太宗之间皇位更迭的政治立场的一种表达。而焦氏相关记载的种种缺失与舛误，是否与此政治立场相关，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7-16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编号：17JJD770001）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课题“武将家族与两宋政治”（项目编号：13JDNS02YB）的阶段性成果。修改过程中，承蒙张卫忠、范学辉及彭峰等诸师友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0]罗振玉辑：《芒洛冢墓遗文·序》，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3977页。

[1]《芒洛冢墓遗文续编·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55页。

[2]《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5页。

[3]《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目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56页。

[4]《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5]《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6]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目录中已将此方墓志的刊刻时间更正为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7]天复是唐昭宗的年号，为公元901-904年。此处既云从晋高祖都汴，则天复当为天福之误。

[8]《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5页。

[9]马令：《马氏南唐书》卷19《皇甫继勋传》，《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叶4a。

[10]《宋史》卷274《王继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353-9354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1，太祖开宝三年冬十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1页。

[12]《宋史》卷463《王继勋传》，第13541页。

[13]《宋史》卷54《李继勋传》，第8893页。

[14]《宋史》卷261《焦继勋传》，第9042页。

[15]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1《襄阳事》，《丛书集成初编》据《知不足斋丛书》排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16]《宋史》卷261《焦继勋传》，第9043页。

[17]《长编》卷17，太祖开宝九年二月辛巳条，第367页。

[18]《宋史》卷86《地理志》，第2127页。

[19]《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5页。

[20]李昭遘：《故朝奉郎尚书□田员外郎上骑都尉南安焦府君墓志铭》，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64页。

[21]《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5页。

[22]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2之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册，第535页。

[23]《宋史》卷99《礼二》，第2438页。

[24]《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25]《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26]《长编》卷15，太祖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条，第328页。

[27]《辽史》卷8《景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94页。

[28]详见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第107-113页。

[29]《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30]《长编》卷35，太宗淳化五年春正月癸酉条，第767页。此条材料《长编》失校。《宋史·太宗本纪》记作马军都指挥使，当是。自宋太祖建隆三年，石守信罢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马步军都指挥使之职就此废除，李继隆自然不可能任此职。

[31]《长编》卷35，太宗淳化五年春正月戊辰条，第775页。

[32]《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33]《长编》卷41，太宗至道三年八月己酉条，第876-877页。

[34]《长编》卷41，太宗至道三年八月庚申条，第877页。

[35]《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36]《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37]《长编》卷41，真宗咸平二年七月甲申条，第955页。

[38]《长编》卷41，真宗咸平三年正月乙酉条，第986页。

[39]《宋史》卷279《王汉忠传》，第9477页。

[40]秦克宏：《宋代走马承受公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第18页。

[41]《宋史》卷261《焦继勋传》，第9043页。

[42]《长编》卷45，真宗咸平二年八月戊寅条，第962页。

[43]《宋史》卷261《焦守节传》作“秉直”，第9043页。

[44]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9《焦守节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57页。

[45]《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5-14086页。

[46]曾巩：《隆平集》卷19《焦守节传》，第557页。

[47]《长编》卷106，仁宗天圣六年五月丁巳条，第2474页。

[48]王稱撰：《东都事略》卷34《曹克明传》，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三编》第9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48页。

[49]《宋史》卷272《曹克明传》，第9316-9317页。

[50]《宋史》卷24《魏昭亮传》载焦守节时为閤门副使，但《长编》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戌条，冯拯荐举重新启用焦守节时，仍称其皇城副使，与《宋史》本传同，今从《长编》。

[51]《宋史》卷261《焦守节传》，第9044页。

[52]李昭文：《大宋故右侍禁焦君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1页。

[53]《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一月丁亥诏书，第3505页。据赵冬梅考证，为仁宗天圣元年以后制度。见氏著《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2-303页。

[54]李昭文：《大宋故右侍禁焦君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1页。

[55]李昭玘：《宋故乐平郡君赵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301页。

[56]刘盼遂：《由周讫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后收入氏著《刘盼遂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2-642页。

[57]《旧唐书》卷150《文敬太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45页。

[58]章汝愚：《群书考索·后集》卷17，正德十三年建阳刘氏慎独书斋刊本，叶11a。

[59]《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5页。

[60]《宋会要辑稿》礼59之23，第4册，第2093页。

[61]《长编》卷52，真宗咸平五年五月戊戌条，第1130页。

[62]《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47，第1册，第202页。

[63]《长编》卷70，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丁亥条，第1579页。

[64]《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47，第1册，第202页。

[65]详见孙旭：《宋代驸马升行探微》，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周绍华：《宋代驸马升行制度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08期。

[66]《宋会要辑稿》帝系2之1，第1册，第39页。

[67]李昭玘：《宋故宜春县主赵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9页。

[68]据《长编》所载，赵德芳出阁事在开宝八年七月癸酉，授贵州防御使在开宝九年三月癸酉。《宋史》记载有误。

[69]《宋史》卷244《赵德芳传》，第8685页。

[70]《长编》卷17，太祖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条，第381页。

[71]《宋史》卷1《宋太祖本纪》，第2页。

[72]《宋史》卷1《宋太祖本纪》，第48页。

[73]《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74]《隆平集》卷19载焦守节有子“宗说、宗简、宗庆、宗彛、宗谅、宗信”。据《焦宗说墓志铭》：“兄弟九人，君居长。”《隆平集》仅载六人，其中宗简、宗彝二人是焦守吉之子。而最为知名的焦宗古却未列入，当有误记。

[75]李昭文：《大宋故右侍禁焦君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1页。

[76]李昭玘：《宋故宜春县主赵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9页。

[77]李昭玘：《宋故宜春县主赵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9页。

[78]薛通：《大宋故赠礼部郎中焦公夫人河南县太君薛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0页。

[79]此表中焦氏世系主要依靠传统史籍所载，无从考证者以□暂替。

[80]李昭玘：《宋故乐平郡君赵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301页。

[81]李昭玘：《宋故宜春县主赵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9页。

[82]李昭玘：《宋故宜春县主赵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9页。

[83]薛通：《大宋故赠礼部郎中焦公夫人河南县太君薛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70页。

[84]李昭遘：《故朝奉郎尚书□田员外郎上骑都尉南安焦府君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64页。

[85]范祖禹：《范太史集》卷54《右武卫大将军恩州防御使第十女墓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60页。

[86]《宋史》卷227《宗室世系十三》，第6983页。

[87]王安礼：《王魏公集》卷7《宋宗室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追封楚国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69-70页。《宋史》卷232《宗室世系十八》，第7546页。

[88]《宋史》卷216《宗室世系二》，第5775页。

[89]《宋会要辑稿》仪制12之4，第4册，第2552页。

[90]《宋史》卷257《李崇矩传》，第8954页。

[91]《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5页。

[92]《宋史》卷5《宋太宗本纪》，第101页。

[93] 《续编》中所收墓志，皆为罗振玉子福苌传录，是否会受此篇墓志“开宝癸酉岁”、“淳化甲午岁”、“至道丙申岁”、“咸平庚子岁”的书写模式影响？抑或是误将“兴国”误写为“开宝”？似均有可能。但苦无原拓佐证，仅可作为推测。

[94]赵翼：《陔余丛考》卷25，《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乾隆五十五年湛贻堂刻本，第11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43页。

[95]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6《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6页。

[96]详见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1期。汪文学《从“三正循环”到“名年建元”——说改正朔之方式及其意义》，《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97]《宋书》卷93《陶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9页。

[98]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

[99]张其凡：《宋太宗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00]顾宏义：《“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3月。

[101]王瑞来：《“烛影斧声”事件新解》，《中国史研究》1992年2期。

[102]李裕民：《揭开“斧声烛影”之谜》，《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03]《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焦守吉墓志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086页。

[104]李昭玘：《宋故乐平郡君赵氏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301页。

[105]李昭遘：《故朝奉郎尚书□田员外郎上骑都尉南安焦府君墓志铭》，《千唐志斋藏志》，第1264页。

[106]顾宏义：《赵德芳生母考——兼析宋朝官史失载赵德芳生母之原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本文原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1期，作者授权本公号发布，图片来源网络，如涉侵权，即可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