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广东醒狮：始于江湖，威震八方

作者丨余泽民

迟到了20年的新书：《仁慈的关系》

《仁慈的关系》是我在匈牙利用匈语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至今大约有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故，积攒了很多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就跟这本书有关，跟它的作者有关。对我来说，拉斯洛的重要并不在于他后来获得了国际布克奖，也不在于他写的《撒旦探戈》和《战争与战争》受到苏珊·桑塔格毫不吝啬的褒奖；拉斯洛的重要性于我，在于他二十五年前在我生活中的出现，并意外地把我引上了文学翻译之路。

拉斯洛的匈牙利全名很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

（KrasznahorkaiLászló）

，中国读者念起来会觉得拗口、难记，即使深吸一口气后读也感觉能被噎死。匈牙利人的姓名结构跟我们的相似——姓在前，名在后，这在欧洲国家里属于异类，也可视为他们的先民来自亚洲的证据之一。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盆地定居已经一千多年，逐渐融入了欧洲文化，“拉斯洛”就是一个典型的斯拉夫男名，意为“巨大的荣耀”。历史上第一个取这个名字的匈牙利人是11 世纪的一位国王，由于死后被教廷封圣，故称“圣拉斯洛”。至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个姓氏，背后的故事就更多了。

《仁慈的关系》，[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著，余泽民、康一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据作家本人讲，他的家姓来自一个地名——克拉斯诺霍尔卡，位于现在的斯洛伐克境内，那里有座著名的城堡，始建于13 世纪，曾是匈牙利大贵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领地。通常来讲，大凡用地名做姓的匈牙利人，意味着其祖先来自那里，但拉斯洛不然，他生在离罗马尼亚不远的久拉市，祖上也没有人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住过。他之所以姓了这个地名，只是因为他爷爷年轻时的一次心血来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成了《特里亚农条约》的牺牲品，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划入了周边国家版图，克拉斯诺霍尔卡连同山上的城堡一起被割给了斯洛伐克。于是，这座古老的城堡有了象征的意义，象征历史上匈牙利人的苦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写了一首关于它的歌曲，在匈牙利全国都很流行，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词和作曲者都已经佚名，那首歌慢慢变成了民歌。歌词是：

昏暗的夜幕笼罩了克拉斯诺霍尔卡骄傲的城堡

秋风呼啸，讲述着往日的荣耀

拉库茨的光荣岁月一去不复返

大公匿名藏身，勇士们也都休憩

深夜里的箭楼寂静无声

那般死寂，那般孤独，克拉斯诺霍尔卡骄傲的城堡

用拉斯洛自己的话讲：“这不过是首很糟糕的小调，我每次听到，身上都会起鸡皮疙瘩。可是我爷爷很喜欢这首歌，有一次，他在小酒馆里唱了整整一天，并且做出决定，将这个地名用作自己的家姓。”有一次，拉斯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道：克拉斯诺霍尔卡城堡在2013年3月被一场“由两个男孩抽烟引发的大火”烧成废墟，显然旨在强调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与自己作品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命运上的秘通暗连。

想来人类的灾难，是他小说永远的主题，从《撒旦探戈》到《战争与战争》，从《乌兰巴托的囚徒》到《天空下的废墟与哀愁》，核心都是如此，写人类走不出自己画的怪圈。至于他祖父在改姓之前姓什么，拉斯洛从来没提起过。我想，他不大可能没有追问过自己祖上的姓氏，他只是不说，想保持某种神秘性，愿意让自己的姓也成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总之，他继承了祖父多愁善感的文艺细胞，少年时代弹琴，青年时代写作，29岁就完成了《撒旦探戈》，兑现了“拉斯洛”的寓意。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一个迷恋中国文化的作家

我跟拉斯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3年初春，在匈牙利南方的一座小城——塞格德市。那时候我出国已经有一年多了，当时我住在匈牙利朋友海尔奈·亚诺什家里。亚诺什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家里总是高朋满座，许多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是常客。有一天，亚诺什家来了一位客人，戴一顶黑色的呢子礼帽，身穿一件蓝灰色外套，感觉像是老照片里的人。他就是拉斯洛，应亚诺什邀请来塞格德跟读者见面，当时他还是文学界的“当红小生”。

1993年春天，余泽民与拉斯洛初识。摄于小城的咖啡馆。

拉斯洛的身材瘦高，略有驼背，脸膛黝红，窄面孔，高额头，棕发齐肩，留一副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唇须下挂着友善的微笑。说话的语调柔缓，绅士风度。虽然对一位已近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大适合用“漂亮”来形容，但他确实长了一副兼飘逸、敏感、成熟于一体的漂亮面孔。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蓝眼睛，那种蓝是在别人的脸上没见过的，是正午阳光下死海浅滩的那种蓝，清澈透亮，不含杂质，说话时他会目不转睛地带着那副裘德·洛式的微笑盯着你看；棕黑色的瞳孔边界清晰，不像波斯猫的那样嵌在里面，而像从外面投上去的，一个浮着的影，或一个神秘的漩涡，无波无澜，就能把你吸引住，卷进去。我想，大凡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人都会被迷住，他讲话的音调也温和委婉，如同朗读自己小说中绕山绕水的长句。

当时我29 岁，他39 岁，《撒旦探戈》已出版了9 年，不仅出了德语版，而且获得了德国出版界颁发的年度最佳文学图书大奖。要知道，拉斯洛在29岁时就写成了这本书！一个29 岁的年轻人就已对文学和世界有了自己标志性的语言和坚定的看法，实在令人叹服。亚诺什的家离蒂萨河不远，灰色水泥板楼，“一张图纸盖无数座”的那种社会主义包豪斯。在窄长的厨房里，由于不能围坐，五六个人面对窗户坐成一排，每人手里拿一瓶啤酒，交谈的时候要侧过身子。拉斯洛跟我聊起他一年多前的中国之行。

1991年，他以记者身份去了一趟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那次旅行对他来说是一种震撼。回到布达佩斯后，拉斯洛染上了“中国病”，不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聊天，都会不自觉地提到中国，尤其迷恋古代中国，读《道德经》，崇拜李白。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李白，他说李白是他最喜爱的中国诗人。

他说，大文豪科斯托拉尼·德热、大诗人沃洛什·山多尔、普利策奖得主法鲁迪·久尔吉和小说家伊雷什·贝拉等20世纪匈牙利的重要文人，都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诗，他惊讶于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他还说，他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只要在街上看到一个亚洲面孔，不管是不是中国人，他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我想，他对我初次见面的好感和套瓷，也是“中国病”的小小发作。我们聊得投机，他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了两百多公里的车，把我带到布达佩斯北边的一个小山乡，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我跟拉斯洛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我在那里遇到过导演《撒旦探戈》的电影大师塔尔·贝拉、后来的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大贵族后裔艾斯特哈兹、《垃圾日》的作者马利亚什。当然我还认识了他的前妻和两个女儿，他与伊娃分手后，我又结识了他那位学汉语和日语的现任妻子朵尔卡。朵尔卡很年轻，只比拉斯洛的大女儿年长一岁。可以想象，对于中国文化的热衷，也是他俩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

拉斯洛喜欢李白，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机会请我陪着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1998年5月，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我陪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对于这次旅行，拉斯洛做了充分的准备。五一那天，我俩从北京出发，乘火车，搭长途车，在一个月里马不停蹄地走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好几座古城，然后乘轮船游长江，穿三峡，抵达武汉，那时候三峡大坝刚刚合龙。一路上，我给他做翻译，当助手，联络处理各种琐事，朝夕相处，从早到晚泡在一起，有话没话都会聊上几个小时，聊我们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话题。

1998年夏天，拉斯洛在余泽民的陪同下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一圈，之后爬上了北京的野长城。

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有作家、学者，也有平头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试想一位蓝眼睛的老外和一个长发的中国年轻人拦住一位过路的老农、商客、军人或年轻情侣，然后冒昧地提问：你知道李白是谁吗？你能背李白的诗吗？你为什么喜欢李白？你听说过什么有关李白的传说吗？有没有探讨过李白的遗迹？李白对你有什么意义？假设现在李白坐在旁边，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最后还要加上欧洲式的浪漫：“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做过情人吗？”

你一定能够想象出被访者们莫名其妙或忍俊不禁的表情，不知所云又出人意料的回答。我忍不住问：“如果你在布达佩斯街头被一个中国人拦住问：你知道裴多菲吗？裴多菲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你肯定也会发愣，然后尴尬地发笑。不是吗？”

拉斯洛说：“没错，但只要你追问下去，我总会说出点什么的，即使说‘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他有一个小录音机，只要想起什么，就会自言自语地录下来，后来我们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录下的十四盘磁带，我才发现他的过人之处：作为外国作家，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寻找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唯一的遗憾是我们顺长江而下时，游轮临时更改线路，在白帝城没停，而是去了丰都鬼城。他激动地跟船长吵了起来，要求游船立即掉头，因为他很喜欢《早发白帝城》那首诗，他怕这辈子再没机会来这里了。

拉斯洛真的很喜欢李白，一路上心里都在想，“万一能够遇到他呢”。他说：“我喜欢他的豪放，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欢李白，喜欢这个人。当然，我只能在译文的基础上揣测诗歌，但是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

屡次碰壁：

出版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小说的艰辛

那次，我还陪他去过两家出版社，推荐他的《撒旦探戈》，但是没有结果，当时还没有编辑听说过他。在北京，拉斯洛跟我一起住在我母亲家中，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看到我弟弟的吉他弦断了，就叫我陪他到乐器行买一副装上，调好；他发现我妈妈床头有一张外公外婆结婚的老照片，便在逛街时特意挑了一个相框买回来，将那张发黄了的相片装进去，挂在墙上；他知道我偏爱欧洲文学，就抽空跟我逛书店，一边听我翻译一本本书名，一边向我介绍作家和作品，他的脑袋就是一座图书馆。

回到匈牙利后，他把这次经历写成了一篇游记《只有星空》，收在《天空下的废墟与哀愁》一书里；在那本书里他还写了一篇《妈妈》，写的则是我的母亲。那一个多月，我跟他朝夕相处，每天会聊许多个小时，聊我们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话题。他给我讲了他年轻时的经历。拉斯洛比我年长十岁，1954年1月5日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的久洛市。父亲是位律师，血缘里混合了法兰西和犹太人的历史记忆，母亲则是纯正的马扎尔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工作。少年时代，拉斯洛曾是小有名气的爵士钢琴手，或许因为音乐，他身心充满了浪漫气息。在久洛市，他读完了职高的拉丁语专业，而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学习了两年法律，准备子承父业。

拉斯洛与航天专家谢昌年（中）、余泽民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

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据他自己讲述，梅尔维尔曾对他影响最大，他在十三岁那年就读了《白鲸》。不过，小说里引发他兴趣的并不是鲸鱼，而是亚哈船长。拉斯洛说：“我将自己想象成他，将自己置身于他的处境，好多天，好几个星期，我一个人在后院站很长时间，在那里我见不到任何人，就像亚哈船长站在海上暴风中的甲板上。”

1977年，23岁的拉斯洛就在文学杂志《运动的世界》上发表过一篇《我曾相信你》。同年，由于忍受不了法学的枯燥，拉斯洛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读大众教育专业，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思想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年轻时的拉斯洛充满了社会理想，1983年大学毕业，他抱着用文化拯救贫困的愿望离开了都市，到一个小山沟里当了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

那是一个吉卜赛人聚居的小镇，虽有一所小学，但读书的孩子少得可怜。所谓“文化馆”不过是一幢低矮破旧的老屋，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储藏室和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阅览室，藏书不过几千册，而且大多是纸页棕黄的旧杂志，很少有谁摸过它们。四壁和家具都散发着霉味儿，书落满了尘土，墙角和书架上蛛网密布，塔灰高悬，大概就像《撒旦探戈》中描绘的小酒馆库房。在那个小镇上，拉斯洛工作了一年，不仅把荒废了的文化馆搞得红火，还亲历了山乡里贫困者们无望的生活。后来，文化馆遭遇了一场莫名的大火，拉斯洛被迫离开那里，但那一段生活阅历对他后来的写作至关重要。

拉斯洛很会讲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很多。通过那一个月的密切接触，我不仅了解了他，并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当时，我已随亚诺什一家从塞格德搬到了布达佩斯，亚诺什有一家出版社，不仅出版了《易经》《道德经》的匈译本，还出版了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巧得不能再巧，有一天，我帮亚诺什搬刚印出来的《仁慈的关系》，亚诺什顺手给了我一本。黑色封面上，有一个模模糊糊、天使形状的白色影像。当天我就翻着字典读起来，第一篇读的是《茹兹的陷阱》。

《撒旦探戈》电影截图。

拉斯洛的作品结构和语言风格都非常艰涩，连匈牙利人读起来都很吃力，经常读了半页还不见句号，整篇小说不分段落，故意让人有窒息感；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慢慢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阅读关系，一种类似虐待狂与受虐狂的互动关系，越读越有滋味，缓慢的叙述像有醇厚的酒力，让你在适应了他的讲述速度和语气之后，感受到随着他的文字向前滚动、猜测和破解后的快感。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即使现在来看，这种文学叙事在中文写作里也是不存在的。

“当最后一辆我每天清晨都要在六点五十二分准时赶到溪水桥汽车站搭乘的早班长途汽车于早上七点准时将我们卸在郊区小火车站

（原名Jedem das seine！意思是‘各得其所’）

的狭长站台上时，这股由我们会聚而成、蓄势已久的客流——稍显滞涩，但从深处喷涌而出的——汹涌泻到那块夹在售票室、书报亭和静候已久的列车之间的三角地带。”这是《茹兹的陷阱》开篇第一句话，主句带复句，复句套复句，读这样的文字，感觉像经历慢放的蹦极。

那时候我的匈语阅读能力还很弱，词汇有限，每读一行都要查好几次词典；由于没有匈中词典，所以翻字典的次数需要翻倍，而且还要查德匈词典。即便硬着头皮查清楚了每个生词，之后还要花很长时间分析复杂的句式，搞清结构、关系，最后才能弄懂整句的意思。这样读了一页之后，我决定干脆把它翻译过来。就这样，作为语言练习也好，深度阅读也罢，我逐字逐句地把一篇不过十几页的《茹兹的陷阱》翻译成了中文，大约一万字，我翻译了足足一个月。

现在回想，那次翻译练习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是我有生以来所做的第一篇文学翻译。从那之后，我读匈文小说成瘾，翻译成瘾，在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陆续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三十多个短篇。我当时翻译并不为发表，只为自己过瘾，翻译完了，就存在电脑里，没给别人看，甚至连住在一起的亚诺什夫妇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我不仅翻译，还开始了写作，《匈牙利舞曲》《火凤凰》等十几个中篇就是那两年写出来的，也没给人看过。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和文学翻译家，直到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通过一系列巧合的关系，作家出版社编辑在摇滚歌星何勇的牵线下联系上了我，一来请我帮助联系版权，二来寄希望于我担纲翻译。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把《茹兹的陷阱》等几篇译文发给她们，证明了自己的翻译功底。随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废寢忘食地一口气翻译了凯尔泰斯的四部作品，《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英国旗》和《命运无常》。从这个角度讲，拉斯洛和凯尔泰斯一样，也是我文学生命中的贵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从2006年起，我在《小说界》开办《外国新小说家》栏目，第一篇推出的就是《茹兹的陷阱》，这算是拉斯洛第一次在中国亮相，尽管并没能引起多大的关注。两年后，我又翻译了他的一篇散文《狂奔如斯》。由匈牙利著名导演塔尔·贝拉拍摄的《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和由拉斯洛撰写剧本的《伦敦人》和《都灵之马》也在国际电影节上不断获奖。

20世纪90年代，拉斯洛多次访问中国，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那本游记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的书，《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和《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遗憾的是，这个愿望许多年都没能实现，直到2015年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我翻译的《撒旦探戈》一经出版，反响不小，中国读者终于见到了庐山真面目，发现塔尔·贝拉史诗般气魄的长镜头与原著像火山熔岩缓慢流淌的长句相呼应，小说版和电影版的《撒旦探戈》就像一对艺术的双胞胎。

闷声不响的绝望：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风格

读拉斯洛的书，无论是《撒旦探戈》，还是《仁慈的关系》，你都必须调整好呼吸，绝不能一目十行。因为节奏是阅读、理解他作品的关键，你必须适应，并跟随作家讲述的沉稳速度，就像盯着银幕上缓慢移动的长镜头。延绵不断的阴湿，闷声不响的残忍，让人头皮发麻的绝望贯穿全书，一个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复杂长句接力，缠绞，确如火山爆发时殷红的熔岩顺着地势缓慢地流淌，流过哪里，哪里就是死亡。

“我喜欢写长句，这符合我的思考习惯。一个人怎么思考，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句式。而且人不仅会用长句思考，而且会用唯一的一句、永远不会终结的句子思考。尤其是在他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说，特别想要说服谁的时候。而我有这样想说的话，我非常想要说服读者，要他们相信我所写的内容。”拉斯洛这样解释自己的长句。

《撒旦探戈》，[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著，余泽民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7月版

《仁慈的关系》是继《撒旦探戈》之后作家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书里共收入八个短篇，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风格极其强烈，虽然每个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各有不同，有跟踪，有凶杀，有偷窥，有战争，但故事的核心是一致的，都是用细腻入微的笔触和像上帝俯瞰一般全知的视角讲述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式的依存关系。即便在细节的刻画上像塔尔·贝拉具象得残酷的长镜头，真实到近乎荒诞，但在黑白画面的背后透出的是某种象征性、寓言性，甚至哲学性。生活中的人，实际都是上帝手中的棋子，各种关系都是注定的，各种挣脱都是徒劳的。每个人都是孤独者，活着就是身不由己地陷入这样那样的陌生关系里，并且无处可逃地接受未知的解决。

在形式和结构上，小说也体现出作家的尝试，单以小标题为例，《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中的小标题是从段落中摘出的一句或半句话，只是形式上的标题，实际上可以跳过去，并不影响前后文的连续阅读；《茹兹的陷阱》小标题为A→B，B→C，C→D，表示了小说里几个陌生人之间的跟踪关系。八篇小说中，《荷曼，猎场看守》和《手艺的终结》两篇互有关联，标题下的括号中分别注明“第一稿”和“第二稿”，分别从两个角度讲同一个故事。《最后一条船》则像一个大故事的结尾，一出剧里的一幕，表现出对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绝望与悲情。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写这篇小说时东欧剧变还没有迹象，匈牙利社会处于四面的矛盾和危机中。几篇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生活中的孤独者，更准确地说是悬浮者，他们与其说生活，不如说苟活，从精神上讲是被上帝和社会抛弃之人，他们以这种或那种的荒谬方式

（跟踪，偷窥或谋杀）

与其他的孤独者建立某种彼此不知的依存关系，由此而陷入更绝望的孤独。从这个角度看，这组短篇都重复和延续了《撒旦探戈》的主题。作家不久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也承认说，自己虽然一本接一本地写书，但所有的作品“都是《撒旦探戈》的2.0、3.0、4.0版”。

《仁慈的关系》这个中译本，是我和青年译者康一人合译的。我翻译了其中《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最后一条船》《茹兹的陷阱》三篇，另外五篇则出自她手。康一人是北外匈语专业科班出身，五年前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匈牙利语部当编辑。当初她在布达佩斯读书时我们就相识，我知道她对文学翻译感兴趣。在语言课之余，她主动选修当代文学课，得到她的导师、匈牙利翻译家和诗人拉茨·彼特的赏识，老先生曾嘱咐我要带一带她，说她“是块好材料”。

就是在文学课上，她初次接触到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文字，读过他的小说片段，领教过他那充满“长达数行都没有句号的长句子、一环套一环的复杂语法结构和无数从未见过的冷僻词汇”的晦涩风格。这本小说集虽然不厚，但是翻译起来并不容易，尤其对康一人来讲，就像我当年那样，第一次就啃了一根这么硬的骨头。翻译过程中，她得到了匈牙利同事海纳尔·拉斯洛先生的许多帮助。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多次坐下来一起分析原文，润色译稿，她耐心地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最后交给我校订，确保全书译文的质量和风格统一。

康一人说，在翻译《理发师的手》时，由于作者对西蒙的心理活动把握精准，可以说准确到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或潜意识的念头，以至于她进入了角色，感觉钻进了西蒙的躯壳。有一次她做了一个逼真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西蒙，以第一视角经历了整个故事，感受到西蒙在误杀后的懊恼、害怕和焦急。被吓醒后，梦中的场景很长时间都挥之不去。不仅在情节上“入境”，她对文字风格也体会很深，她说，“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读者仿佛就被长长的、像铁链般一环扣一环的句子带领着，不断向前推进、深入。开篇制造的疑问被解开，新的疑问和猜测不断产生，随即又被解开，直到全篇最后一句那总是干净利落的结尾。整个过程仿佛无数倍慢放的视频镜头，子弹出膛，推着层层空气向前，无法暂停，无法阻挡，最后一秒落在靶盘上，留下一个黑色的空洞”。

匈文版《仁慈的关系》封面。

匈文版《仁慈的关系》第一次出版是1986年，紧随《撒旦探戈》之后，那时候作家写作的主题、风格、结构和手法都已经确立，读者能够从中找到他后来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的萌芽和影子，对了解和研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十分重要。单从语言上讲，或许由于短篇的缘故，他对长句的组织和雕琢更加刻意，显出十足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在结构形式上也做了多种尝试。

我很赞同诗人欧阳江河对拉斯洛的评价，认为“拉斯洛的作品难读，作为近乎绝迹的文学高蹈品质是极为珍贵的，因为它所坚持和见证的，不仅仅是某种特别的趣味、风格、耐心，而是终极意义上的文学叩问，是源头定义下的文学本身”。毫无疑问，《仁慈的关系》中文版的面世，将带领那些富有探险欲的读者进一步接近这个文学源头。

作者丨余泽民

编辑丨宫子、张婷

校对丨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