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风尘三侠，除李靖与红拂女，虬髯客也很传奇，后来当了皇帝

高凤山先生是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和相声表演艺术家，六岁失去父母兄长，只身乞讨流落北京，七岁为“天桥八大怪”之一著名天桥艺人曹德奎收养，学习数来宝，饱受恶势力的欺压凌辱。七年艺成后，又拜著名相声艺人高德亮为师，学说相声，打下深厚功底。

十四岁开始独立卖艺，先后与马三立、朱相臣、罗荣寿、王长友、孙宝才等搭伙，在北京、天津、唐山撂地卖艺，逐渐享名，捧哏、逗哏、泥缝儿，技艺全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他积极进取，锐意创新，上演了二百多个快板书和数来宝段子,还与人合作出版了《快板书》研究一书。

一九四九年参加相声改进小组，积极编演新曲目。后专攻快板书、数来宝，并与高德亮、王学义合作。晚年主要从事曲艺教学工作，并与罗荣寿合作，登台演出《卖布头》、《黄鹤楼》等传统相声节目。他功力深厚，在继承传统技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演唱快板书，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气势流畅、唱段紧凑、一气呵成，板槽极稳而又富于变化。

在说、逗结合方面，尤有独到之处。其代表作有《同仁堂》、《数来宝》、《诸葛亮押宝》、《张羽煮海》、《武松打店》等。高凤山对艺术精益求精，注意从姊妹艺术中吸收营养，他的表演动作准确、神态逼真、吐字清脆、节奏俏丽、语言流畅，人称“高派”快板艺术。代表作有《同仁堂》《杨志卖刀》《黑姑娘》等。他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民俗方面也留下了不少可贵的文字。下面这篇文章就是老人家对自己一生的从艺经历做的回忆。

一些文艺界的老朋友，有时碰在一起，免不了要念叨过去走过的路；我的一些学生，也常让我讲讲自己的学艺生活。说实在的，有时我很愿意讲，有时又不愿意讲。因为一回顾往事，想想几十年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艺术道路，常常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一、逼上艺坛

我是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泡大的。生活的折磨把我逼上了艺坛。

十年九灾的三河县

出北京城往东，走七八十里地，过了运河便到河北省三河县。我的老家就在那里。打从记事时起，我没过过安稳日子。兵荒马乱，十年九灾，常有成群结队的穷人外出逃荒，有的要饭，有的当短工，还有些妇女进城给富人家当奶妈子，或者做使唤丫头。逃不出去的穷人，就吃树叶、树皮、树根活命。

我生在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日。我们村叫沈庄子，是个有名的苦窝。因为家里太穷，父亲养不起一家老小，便跑到北京城里收卖破烂儿。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和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家里挣扎着过日子。

我3岁那年，遇上大旱，旱情引起虫灾，蝗虫把庄稼全吃光了。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母亲整天为生活犯愁。这附，又突然发生不幸，我的14岁的姐姐失踪了，几天几夜没有音信，哪里也找不到。后来听说是让人贩子拐跑了。母亲一听，如同当头一声霹雳，当时就急疯了，呼儿唤女，满街乱跑。

这一来，家屋里像塌了顶，没着没落，一下子散了架。正给别人家当短工的哥哥虽已十七八岁了，可也没一点办法。村里的好心人就往北京捎信，把父亲找了回来。

父亲遇到这样的不幸，能有什么办法？给疯子治病，没钱；给一家老小饭吃，没粮；更为女儿的被拐骗而伤心。母亲的疯病一天天加重，本来就虚弱亏损的身体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父亲看看在家乡没什么生活出路，便带着一家老小流浪到北京城。那时，我刚刚4岁。

地狱一般的金鱼池

那时候，北京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日子不好混啊！

我们一来到北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立足？偌大的北京城，对于手无分文的穷人来说，是不易找到安身之地的。在这里，我们倒是有一个远房亲戚。投奔他吧，他家里也是人口多、房子小，又无余粮余钱。我们前去，根本不可久留。找来找去，租到了崇文门外金鱼池大街123号院里的一间小房子，房子破旧潮湿，每月五毛钱房租，总算有了个立足的地方。

金鱼池大街，猛一听名字挺响亮。可这里却是北京城里最脏最穷的地方，就是龙须沟一带。一条街到处是臭沟、垃圾堆；离不远就是乱葬岗子，还有一个骨头场。一到夏秋，臭泥水里，到处爬着骨头虫、长尾巴蛆。人吃的水和臭沟连在一起，要多脏有多脏；住在这里，跟进了地狱差不多。

日子再艰难，也要活下去。经人介绍，哥哥进了丹凤火柴厂。开始学装火柴，而后当学徒，出徒后当了正式工，每月能挣三块半钱，勉强可以糊口。父亲又担起了挑子，沿街打鼓收破烂儿，到晚上赶“鬼市”卖破烂儿。后来本钱赔光了，就贩卖盆碗。我有时跟在父亲的担子后面，听父亲打鼓吆喝，看大人做生意；有时背起小筐，捡煤核儿，捡破烂儿，人家便叫我“捡钩货的”。

四五岁的孩子，肚子容易俄，我在沟沿道旁捡香蕉皮、白薯皮，放进嘴里，嚼巴嚼巴就咽了。父亲看见，心里更不是滋味。后来，父亲托人说合，把我送到对门儿一家作坊里，跟人家学打剃头刀。从此，我开始了繁重的学徒生活。

那时，我的个子只有打铁炉那么高，每天一大早就爬起来给炉子生火。作坊里用的都是次煤或乏煤，火很难生，烟熏火燎，呛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作坊的掌柜整天让我拉风箱，瘦胳膊细腿，拉一只大风箱，实在吃力，常常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干这么重的活儿，每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煮小饼”，就是把玉米面合成软面块，捏成小饼，放进开水锅里，搁点菜，连汤带水，吃上两碗。每月的初一、十五，才能吃上一顿面条。

我们全家在苦水里挣扎着过日子。万没想到，不幸的遭遇又接二连三降落到我家。一两年间，因为劳累过度，连病带饿，我哥哥、父亲，还有老奶奶，都先后去世了。我再没有一个亲人，眼睁睁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

亲人们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要想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找出路。在旧社会，要想在生活的道路上往前挪动一步，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学打剃头刀那样繁重紧张的劳动，我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哪能吃得消！干了不到半年，我就向别人央求去学织带子。这种活儿虽说不像拉风箱打铁那样繁重，可没想到却碰着一个厉害的师博，我稍有闪失，便招来一顿毒打。没有亲人，整天在打驾中过日子，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没过多久，我又找到一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工作——给妓女梳头。在唐洗泊街一带有一些妓院，我天天拿着梳头包给妓女梳头。这哪是一个孩子所能干得了的？感到实在别扭、乏味。我一气之下，撂下手中的梳子，便逃跑了。可是，一天不干活，挣不来钱，肚子里就饿得咕咕乱叫。我一咬牙，把自个儿的全部家当——一床破被褥，扛到当铺，当了两块钱。当天我就买了两条洋面口袋、一个筐子，来到前门外果子市，买了点花生、瓜子，在天桥摆起了小摊子。

从此，我就跟天桥打交道了。以前，我住在金鱼池大街，离天桥不远，也常到这里来，但不像眼下，开始在天桥这个大世界里混饭吃了。摆起瓜子摊，一天只能挣几毛钱。晚上收摊以后，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一家火房小店里。这家小店挺特别，专门收留小孩，所以又叫“小孩店”。

客房是一间大屋子，没有被褥，屋里生一个大火炉子，由客人出去捡煤生火，房钱比较便宜。我就是这样对付着过日子。

有一天，我摆好小摊，要上厕所小解，把东西托付给一个比我大点的小孩照看着。也是我年幼无知，轻信别人，当我从厕所回来时，连钱带东西，全都让他拐走了。我急得哭天叫地，但毫无用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从此，我彻底“破产了”。

手里没钱，不能住客店了，我成了流浪儿。我每天到街上伸出小手向人家乞讨；有时捡烟头卖点钱；有钱人家办丧事，我也去打“执事”，挣几个小钱，吃几口残汤剩饭。一到寒冬腊月，冻得实在没办法，晚上就躲到前门大街“都一处”饭馆房檐下去趴炉膛，借炉灶的余温取暖。有时，炉灶里有火，把头发都烧焦了。向人家讨饭要钱，还得磕头，时间一久，头上就磕出了“茧子”，头发磨掉了一片。有时饿得没法，就到果子市捡烂水果吃，甚至把瓜子皮、花生壳都塞进嘴里充饥。有时碰到警察，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扬言要抓去关起来。

流浪儿的生活，使我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

（未完待续）